一封，既不拆也不退，一封封叠在那里，心里有话：傻小子，看你乐此不疲一封封写到几时？
黄一煌的性格，在某些方面也许可以称得上“坚韧不拔”，傅索安不理睬他的一封封情书，他也不在乎傅索安的不理睬，照样三天一封写个不停，并且，常常借故和傅索安多接触。本来，他是滴酒不沾的，但因为傅索安常常去酒吧喝酒，他便也成了那里的常客。
往往是傅索安前脚进门，黄一煌后脚也就到了，总是不失礼貌地向博教官致意问候，然后挑选一个可以从侧后面打量傅索安的位置坐下，要一杯白酒、两碟子冷菜，默默地喝着，静静地听着音乐，在黯淡的灯光中用幽幽的目光注视着傅索安。这样的状况，一直要维持到傅索安喝完酒、结了账离去，黄一煌才摇摇晃晃地走出店门。
傅索安对于这一情况，最初既不习惯又厌恶，但她具有一个合格的情报特工的心理素质，自有一股定力，待在那里声色不露，只管喝她的酒，消磨她的时间。渐渐，几天下来，也就习惯了，有黄一煌在跟没黄一煌在一个样。
本来，黄一煌追求傅索安的事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应该说是清楚的，定是不了了之。但是，在黄一煌递上大约三十来封求爱信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变故，从而使这件事产生了一种质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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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教官、男学员的私通，令克格勃总部大为震惊！
制造这个变故的角儿名叫固田一郎，据固田一郎有时喝醉酒后口出狂言时吹嘘，他是“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资历最深的特工，连校长布特卡少将的资格也没他老，如果苏联方面真正能“量才录用”，或者这所学校是日本人办的，那么校长位置非他莫属。
去掉这番话语中的水分，单从当特工的年份而言，固田一郎确实是很早的，也许算得上“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全体师生中的老前辈。
固田一郎，1918年出生于日本名古屋市的一个商人家庭。他五岁时，名古屋发生地震，父母双亡，家产毁于一旦，他被一个警察收养。警察的妻子是个罕见的“虐待狂”，把固田一郎当作一头小动物来对待，在提供应有的食宿的同时，不断地虐待他。固田一郎在这种虐待中成长，形成了一种机智而冷酷的性格。固田一郎十八岁时，考入东京刑警学校，一年后，日本在中国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展开了侵华战争。根据政府规定，东京刑警学校抽调一半学生转往由陆军省主办的陆军特工速成学校，固田一郎也在其中。十八个月后，固田一郎以优异成绩从陆军特工速成学校毕业，随即被派往中国，先后在北平、南京和杭州的日本特务机关从事对华特务活动，由于成绩显著，只两年就晋升为上尉组长。
太平洋战争发生后，固田一郎奉派去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日本特务机关工作。两年后，他又接受指令化装成中国矿工，潜入苏联西伯利亚地区进行特工活动，但很快就失风落网。抗日战争胜利后，固田一郎被苏联红军远东军区军事法院判处无期徒刑，押往劳改营服苦役。
固田一郎被投入劳改营后，犹自念念不忘自己是一个“优秀的特工”。他给劳改营当局不断地打报告，声称可以把自己多年特工活动的情况和经验详尽地写下来，提供给苏联情报机关参考。最初，劳改营当局没有答理他，直到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组建了克格勃，这个机构把触角伸进了劳改营，终于发现了还囚禁着这么一个角色，于是当即让固田一郎写材料。第一批材料送上去后，克格勃的特工专家认为有研究价值，让劳改营免除了固田一郎的苦役，改善生活，专门让他写材料。固田一郎从进陆军特工速成学校到落入苏联人的手掌一共才六年，而他的材料却从1956年写到1962年，也是六年。也许他写的材料中确实有令克格勃特工专家感兴趣的内容，所以等他写完材料后，一道来自莫斯科的命令飞抵劳改营主任的案头，要劳改营“保证该犯的生命安全和健康”。劳改营虽然不直接属于克格勃管辖，但对克格勃的命令一向奉为圣旨，于是马上彻底免除了固田一郎的劳役，立即改变他的生活条件，予以特殊的优待，把这个日本特务当作贵宾似地养了起来。这一养就是九年，直到克格勃组建“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时，有关专家忽然想起了固田一郎，认为他是一个很合适的教官人选，于是马上和原判单位远东军区军事法院联系，让下了一份改判裁定书，把固田一郎放了出来，直接送往“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担任地理、地貌、地形学课程的教官，兼上暗杀课。
固田一朗比傅索安先到“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傅索安一到校，他马上就盯上了这个姿色还不错的中国姑娘。固田一郎在苏联已经待了二十多年，完全熟悉了这个国家的情况和做法，知道自己虽然已算“刑满释放”，也有一份不算低的薪水，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行动自由，活动范围仅在“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等于是软禁。所以，他这辈子别想回日本老家。这样，固田一郎就从实惠点的角度去考虑，想就在这里娶个老婆定居下来算了。当然不是考虑生儿育女，而纯是一为解决煎熬已久的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