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报了，并且按照惯例，美国中央情报局也不宜直接和台湾方面发生关系，而应当由美军驻台司令部和台湾方面联络沟通。调查小组和美军驻台司令部一通气，决定由美军驻台司令部出面向台湾方面提出请安排力量开展对此事的调查。
1970年11月3日，美军驻台司令部参谋长史密斯向“中华民国总统府侍从室”打电话，要求会见蒋介石“总统”。当时蒋介石正患感冒，在发烧，遂让蒋经国代为会见。史密斯参谋长向蒋经国通报情况后，要求立刻进行调查，并就此和美方保持热线联系。史密斯走后，蒋经国立即向蒋介石汇报了会见情况。蒋介石闻讯后很是惊畏，因为当时尼克松已经就任美国总统，美国方面已经在某些方面显露出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接触的端倪，“GV计划”的达成本来就来之不易，如果在台湾方面出了问题，很有可能成为美国中断实施该计划的借口。因此，蒋介石立刻让蒋经国向“国防部长”黄杰转达口谕，命令“国防部情报局”仿效美国中央情报局组成特别调查组，对此事进行严密调查。
台湾党政军的组织结构，一向有些不伦不类，比如“国防部情报局”（其前身是“国防部保密局”，再往前那是臭名昭著的“军统局”）。从名义上看来应当完全归“国防部”管辖，但它的实权却在主管台湾全岛谍报工作的蒋经国手里。所以，蒋介石让蒋经国向黄杰转达口谕，实际上就是向蒋经国下命令。蒋经国当即驱车去黄杰官邸，传达‘”总统”口谕后，要求黄杰向“情报局”下达了有关命令，再往下这事就由蒋经国过问了，一直到调查结束，才让黄杰看了有关书面结论。
“国防部情报局”的调查组成员比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调查组成员要多，共有十七人，由军统少将级老特工叶佩防担任组长。叶佩防接受任务后，先去拜访了“国防部办公厅”“副厅长”龙政旺，了解了关于“GV计划”的基本情况及台湾方面的承办程序。调查组一分析情况，认为如果真是出毛病的话，那么毛病出在丁雪猷那里。
丁雪猷的情况，叶佩防自然知晓，他不敢贸然把调查触角伸向这个深受蒋家父子器重的红人，遂去求见蒋经国。蒋经国听了倒并未觉得意外，他认为了雪猷本人决无问题，无论从其信仰、忠诚及经济状况的任何一方面来说，都决无与苏联合作的可能，估计毛病出在其周围。蒋经国指示叶佩防：直接与丁雪猷接触，向其了解有关情况。
叶佩防领了令箭，有恃无恐，当下便找了一个丁雪猷正好去“国防部”自己的办公室坐坐的机会，闯了进去，和丁雪猷当面接触。叶佩防和丁雪猷，实际上是老相识了。当年丁雪猷以美国对华军援组成员身份待在陪都重庆时，叶佩防是军援组的卫士组组长。丁雪猷去前线视察时，叶佩防总是提供寸身不离的保护。有这段情谊，又有蒋经国发的话语，丁雪酞对叶佩肪还是客气的，知道叶英语水平蹩脚，他特地说起了汉语。但他一口咬定自己这边肯定不存在什么泄密问题，让叶佩肪去其他方面调查。叶佩肪好说歹说，并且表示相信他这边不会出什么纰漏，只不过作为程序过过场，才使他答应谈一下自己经手办理“GV计划”的经过。这一谈，叶佩防马上发现有一点不对头：丁雪猷竟然违反规定把“GV计划”资料带回家，虽然只在家里放了一夜，但谁能保证毛病不恰恰出在这个晚上？
叶佩防一说，丁雪猷哈哈大笑，不以为然道：“老弟，你可能不知道，我那口保险箱是美军司令部赠送的‘雷呜牌’，不是吹，别说什么万能钥匙了，就是我把原配钥匙插在上面叫人去开，也别想动它的脑筋！再说，这钥匙我是昼夜寸身不离的！”
叶佩防见谈不下去，只得布置开展外围侦查。他倒不是已经认定准是丁雪猷那里出了毛病，而是此事系蒋氏父子亲自交办的，必须把劲使到，方方面面都查一查，有苗头当然最好，该他立功受奖。没有线索，他也可以交差，落个“办事认真”的评语也是好的。
所以，他执意要调查清楚。
由于把疑点设想在丁默猷把资料带回公馆的那天晚上，所以调查组把调查零点定在那天晚上和资料存放同一时间在丁公馆过夜的人员身上。他们把丁妻、卫士、看门人、花匠、厨娘、傅索安一一排列，马上将疑点集中到傅索安身上，因为一是新近方来，二是并不是台湾居民。查到这一步时，正好蒋经国召见叶佩防，听取调查情况汇报。叶佩防一汇报，蒋经国大为吃惊，拍桌道：“丁雪献糊涂，怎么能把一个身份不明的女人收留在堂堂国军中将的公馆里！”当即命令调查组迅速查清傅索安的背景，并且同时把她秘密监控。
对傅索安的调查开展得很是顺利，“国防部情报局”调查组循着丁雪猷一了扶生这条线索一直查到香港，终于发现傅索安所示的香港居民身份证是伪造的。至此，差不多已经真相大白了，叶佩防在请示蒋经国后，决定逮捕傅索安。
1970年12月10日，上午9点多钟，两辆轿车驶抵丁公馆外的小巷口，叶佩防率领八名特工来抓傅索安了。按理说逮捕傅索安这样一个角色毋须一个少将大特务亲自出马，但因为是去丁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