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自治区）去电请示是否撤回。两地有关部门回电内容是一致的：暂不撤回，留在当地指导春耕生产，巩固安定局面，待逃犯逮捕归案后，进行现场批斗，以教育当地有关群众提高阶级斗争观念。至于协助执行任务的一连解放军，则因任务已经圆满完成，可回归原部队销差。工作组便严格执行上级指示，分驻鲍家庄、奇玛村指导春耕生产。
却说额尔古纳左旗公安处侦缉傅索安等六名逃犯，他们将这作为一桩大案来处理，专门抽调精干人员组成了一个专案追捕组。
追捕组根据在奇玛村获得的线索，顺藤摸瓜去了额尔古纳左旗人民委员会，根据当时接待傅索安等人的干部的回忆，弄清那六人来时出示的是天津“横空出世造反总部”的介绍信。追捕组认为这是一条很有价值的线索，于是便往天津方面挂长途电话，经过一番周折终于查清了“横空出世造反总部”的电话号码，遂直接打过去询问情况。不料把名单一报，“横空出世”方面却用斩钉截铁的口气声称他们组织没这样六名成员。原来，傅索安六人制造“张厚石事件”后，“横空出世造反总部”原本就对傅索安为首的“山下派”深恶痛绝，又怕组织受牵连，于是马上发表声明，说早在“张厚石事件”发生之前，就已经把这六人开除出去了。总部为此还特地开全体成员大会，关照全体统一口径，若再有人问起傅索安六人，则一口咬定“横空出世”没有这六人。因此，“横空出世”接电话的那个委员之类的角色这样回答额尔纳左旗公安处追捕组。
对于追捕组来说，认为这个回答是准确的，于是排除了傅索安等人是天津“横空出世”成员的可能，另辟蹊径开展侦查。他们分析了傅索安等人脱逃时的种种情况，认为极有可能是兜远路从呼和浩特那里离开内蒙古的，于是立刻派员赴呼和浩特调查。
侦杏人员抵达呼和浩特后，先去了火车站，公安找公安，他们找了车站派出所。派出所方面听他们一说情况，有个民警突然想起几天前曾有六个学生模样的男女向他们打听过车站军代表办公室在哪里。他一说，侦查人员大喜，连忙让他回忆那六位的相貌特征。那个民警没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当然不可能记得六人的全部相貌，但还是说出了其中一二个的主要特征。侦查人员跟逃犯特征一对，基本吻合！于是马上去拜访车站军代表。
这次拜访真是大有收获，侦查人员获得了至关重要的线索——那纸“横空出世造反总部”的介绍信。至此，他们确定逃犯必和“横空出世”有瓜葛，应当去找“横空出世”要人。经用长途电话向额尔古纳左旗公安处请示，处领导命令侦查人员火速赴天津缉拿逃犯。这样，五名侦查人员就踏上了赴天津的列车。
这时，傅索安、李白波、金国安、费磊、王慧珍、陈冬芳六人已经在位于天津南侧市郊结合部的“东方红”电镀厂落下了脚。“东方红”电镀厂是一家只有一百多人的镇办厂，用当时天津人的说法，这家工厂百分之八十以上人员是“社会渣滓”，即都是有历史问题或者现行问题的原社会闲散人员，家庭出身是“黑五类”的子女。
这些人自己知道底牌不硬，所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敢造反，都老老实实地待在厂里劳动生产。所以，“东方红”电镀厂是天津地区极少数没有造反派组织的单位之一。这种单位见造反派最怵，所以，傅索安想去那里暂时落脚，果然一说就行，无人敢说二话。
博索安几个在“东方红”电镀厂占了两间宿舍，卧具都由厂里提供，吃饭也是厂里供应。他们生怕和人多接触把话说豁边了会露出马脚，就很少和工厂接触，而是包下了该厂的大批判专栏，专门出专栏墙报，该厂正缺乏这种人才，倒也用得着，双方颇有相得益彰之感。
这样过了几天，傅索安想想“梁园虽好，却不是久恋之家”，长蹲在“东方红”电镀厂总不是件事情，既无前途，并且说不定哪天会暴露落网，还是滑脚溜掉为好。她一说，几个伙伴都有同感，于是悄悄计议了几次，决定去太行山区再次安家落户。这个行动需要若干经费，他们便决定各人去自己家里走一趟，能拿多少算多少，拿了就走。
傅索安毕竟年轻，缺乏经验，低估了公安机关的侦查能力，她想了又想，认为自己一行没露出过什么马脚，连奇玛村的干娘郭菊花也不清楚她的确凿住址，因此，估计内蒙古警方一时还不至于把侦查触角伸到天津来，所以此刻出其不意回一趟家是可行的，麻烦的倒是“张厚石事件”，不知目前情况如何，天津公安机关是不是还管着这个案子，这要弄弄清楚。因此，为稳妥起见，还是宜先派一个人去探探风声。
这个探风声的合适人选，自然是刑警之女陈冬芳。傅索安一说，陈冬芳自无二言，拔腿就走。走时是下午3点多钟，说好晚上8点钟之前准定回来。
陈冬芳踏进家门时，正是5点钟家人下班返家的时候，父母都刚回来，陈冬芳的突然出现使他们吃惊不小，她的母亲是医院护士，见离家出走将近两月的女儿突然回家了，吃惊之后自是欢喜，搂着女儿问长问短。她的父亲陈明忠却欢喜不起来。陈明忠是刑警，当时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