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了。这自然是外交上的对等待遇，也是当时中印两国相互需要友好的一种外交姿态。
尼泊尔国王对中国大使招待会热情友好
驻在国出席外国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的规格，由各国自己决定。1966年我在尼泊尔当大使时，加德满都有20多家大使馆，各国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尼国王、王后差不多都出席了，一般只坐十来分钟就走。我在举行国庆招待会时，事先不是同尼外交部，而是同王宫秘书处联系好，知道马亨德拉国王和王后什么时间来参加。在招待会开始时我同我的夫人就站在招待会大厅门前接待来宾。像这种招待会一般在请柬上写好时间从几点到几点，多半是两个小时，客人是在这两小时内来来往往。因为许多人知道国王要来，所以招待会一开始大批来宾都如期先到了，特别是尼政府各部官员、拉纳家族的贵族、将军们、军队里的现役高级将领都早早来了。国王、王后来后，我即同夫人陪同到大厅特设的座位上就坐，其他的客人照例是不坐的。在我们同国王、王后寒喧问好，国王照例向我祝贺国庆时，就有尼王族、大臣。将军等来到尼国王、王后的面前表示敬意。
马亨德拉国王非常精明，一般出席这种招待会只坐十来分钟就走了，但在中国大使的招待会呆的时间要长些，约有三刻钟。他还下座位来到大厅中同来宾中要人如各国大使，拉纳族的老一辈的贵族交谈几句，表示他王家的风度，也自然抬高了中国大使招待会在外交社会的地位，因为有许多人平时是难以见到国王和王后，不用说同他们谈话了。只有在国王走后，其他的来宾才能离开。我和我的夫人送走国王、王后后，就站在大厅门前一一送走客人。
在这种招待会上，当主人的大使夫妇除了至少要站立两小时外，还要随时注意来客的身份与地位，招呼使馆人员给予恰当的或者特殊的照顾，对各国的大使夫妇要找机会前去碰碰杯、交谈几句，以表尊重和友好。举行这样的招待会，大使夫妇同全馆所有人员一样，在体力和精神上是劳累的，但也是愉快的。
参加苏联大使馆一次敏感的招待会
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凡有外交关系的各国大使都必须应邀参加。但是也有例外。中苏关系从70年代起虽未断交却已恶化，双方驻在第三国的大使馆之间很少来往，在对方举行国庆节招待会时，大使都不去参加，最多派一位参赞去。
80年代初，我在希腊当大使时，中苏已开始举行代部长级磋商，但相互对立的情绪仍很大。当苏联大使举行国庆节招待会时，我在得到外交部同意后去参加了。这个外交行动出乎雅典外交界的意料，尤其引起新闻记者的重视，纷纷向我打听中苏关系情况，引起许多猜测。当第二年我举行国庆节招待会时，苏联大使穿着全副大使礼服盛装来中国大使馆参加招待会。
在这里还要谈一下相反的一件事。70年代末，中国以一贯支持阿拉伯国家的立场反对以色列。而且中东阿拉伯国家也历来以中国的支持作为反对以色列的有力背景之一。我的前任驻希腊大使，因为公务繁忙，一天乘车回馆，在馆门前即被使馆管礼宾的同志截住说，某国大使举行招待会的时间到了，要大使及司机赶快驱车前往。
于是大使的插着五星红旗的专车赶快掉头开走了。这位司机没有问清楚就顺着有许多大使车前往的地方开去，谁知却开到以色列大使馆去了。我的前任下车即同站在招待厅门口接待的大使握手，但发觉似乎不对头，厅内许多来宾都对中国大使的到来感到吃惊，他一看原来是到了以色列大使馆，马上就离开回馆了。他这次行为完全是下面同志与司机安排的错误，但这一下却引起外交界特别是阿拉伯国家大使们的轰动与吃惊，以为中国对以色列的政策改变了。此事经过解释自然得到谅解与平息。那时正在“文革”末期，他的这次行动也引起外交部的不满与指责，甚至在“极左”思潮下要给予严重处分，还是当时毛泽东主席见了报告批示召回国就行了。从此可以认识到出席与不出席一个国家大使的招待会的意义与敏感性了。
当大使的出席另一国大使的招待会，时间要掌握恰当，除非特殊情况，不能去得太早，但也不能太晚。太早显得双方关系过于亲热，等于替主人帮助接待。太晚了，驻在国的主要客人已来了，接待的大使夫妇已不在门口迎接，你去了先得找主人表示祝贺，这时主人多半是在陪同驻在国的主宾，还要向先到的各国大使和其他客人（至少你认识的）一一前去握手问候，显得被动与尴尬。我因为有前任大使的经验，在准备参加招待会前，总是让司机先去探路，落实该大使馆的地点，行车时间需要多少，路上车辆拥挤情况，要在恰当时间赶到。所谓恰当时间就是随同大批车辆一同到达，这就显得很自然了。
我在越南当大使时，河内有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大使馆，由于与北朝鲜建交国家不多，它同西方及东南亚国家没有外交关系，显得有些孤立，出席他的招待会的各国使节不多。中朝是友好国家，我国的大使馆同朝鲜大使馆关系很好，所以在朝鲜大使举行招待会时，我去的比规定时间早，也是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