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少事。周总理指示要对送上门来的外国人做工作，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中国的“新成就”和对外政策。而许多外国人假借旅游团之名是来中国了解情况，观察虚实，了解中国内外政策的，凡是旅游团提出要求要会见中国领导人、与学者专家举行座谈时，我们多数是安排的。“文化大革命”中许多方面的负责人、领导者、学者专家都受到批判，带了“帽子”，后来有的平反了，有的被“解放”了。只要《人民日报》上登载了他的名字，就使全国人知道这个人是没有问题的可以站出来了。因此许多人愿意接见外国旅游团，因而可以在报上登载他会见外宾的消息。我们约请很多中国名人同外国各种旅游团会见。除周总理外，有徐向前元帅、郭沫若、胡绳等。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我同外国各种旅游团座谈的次数更多。他们不仅要知道中国当时国内的政治、经济、“文革”的情况，而且还要知道中国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以及中国的对外政策，这是我们宣传毛主席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反对两霸政策的好机会。当然我也遇见过一些较难回答的问题，如问为什么你们说苏联是修正主义，许多国家那时只反对美国而不反对苏联，对于我们反对两霸侧重反对苏联很不理解，有时在座谈会上发生争论。
同外国旅游团会见最多、工作最细的还是周总理，凡是外国来的大一点（指人数）的旅游团，他只要能挤出时间一定要接见谈话。下面只举一两个例子。
一个日本海员旅游团已经结束在中国的旅游日程，买好机票当晚即将上飞机了，周总理在我们的“情况反映”上看见了，马上叫我们请该团不要走，他要接见。我们当即从飞机场把该团接回来，退了机票，等候接见。周总理忙到深夜，直到次印临晨二时才接见该团，同他们详细交谈，仔细地询问日本海员的情况。他向日本海员们介绍，中国海员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现在广东省革委会主任陈郁就是海员出身，要他们去广东（当时日本来往中国都只能经由香港、广州）时会见这位中国老海员，并要我们通知广东省陈郁同志，要他接待这批日本客人，还要他亲自下厨为日本客人做他拿手的鱼招待他们。我们当然打了电话，陈郁同志还真的接待并做了鱼招待他们。周总理常说送上门的客人要好好地做工作，他真是身体力行，堪称风范。
1973年日本一个青年旅游团在西安参观，其中一位女青年突然晚上从西安人民大厦屋顶掉下来摔死了。这件事引起了莫大的麻烦。事发后，周总理指示由公安部一位副部长、我局一位副局长，速同法医等马上去西安检查。经过向日本团的人员了解知道，这位女青年同团里的一位男青年很好，但在旅途中不断发生争吵，那晚是她自己摸上屋顶跳下自杀的。公安部将调查结果写成裁判书，经过周总理亲自修改，并分别用了检查院、法院的署名与公证，并要我们去电请她的亲属来华检查。她的父亲来到中国后，周总理亲自接见并深表歉意。还派专人接待她的父亲去西安料理女儿的后事，他们对周恩来的安排表示感谢。周总理还邀请他们全家每年来中国，作为他的客人旅游。1974年他全家来了，周总理亲自接见。此后他每年都来，由一个不问政治的人成了中国的朋友，加入了日中友好组织。周总理逝世时，他去中国驻日使馆哀悼。周总理在旅游外事中，事无巨细，做人民友好的工作，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典范。
在四人帮垮台后的1977年初，廖承志同志“解放”出来了，他以外交部顾问的身份，当了华侨、旅游、友协等部门的领导，耿飓在政治局成为主要人物，主管军事和外交。我们在他们领导下开了几次会，确定旅游局今后的大计方针，提出了旅游以赚外汇为目的，并直属国务院成为副部级单位。
这一年在四川开会结束后，四川外办非常热情，招待我们各省市旅游局和外办负责人去游览峨眉山及乐山大佛。我是第一次游久仰胜名的峨眉，但给我印象太坏。
“文化大革命”以来，风景秀丽的佛教胜地受到严重的破坏，有名的寺庙，文物佛像遭到损坏，峨眉半山以下树木几乎全砍光改种玉米，远古以来的森林没有了，导致水土流失，上山已几乎无路，而且沿途尽是大小便，有些地段几乎令人难以下脚。走到一线天后，情况才好转，自此以上受破坏较少，但金顶大庙已烧毁，沿途的猴子群减少而且凶猛异常。因常遭游人打击，它们也施加报复，成伙的抢劫游人食物，甚至有被咬破动脉受伤致死的。我们去游玩时，游客不多，有少数善男信女，间有小脚老太太背着佛像，手持香火登山拜佛的，他们在山上路旁寺庙住宿，非常虔诚。我们参观了几个寺庙、风景区，最引人兴趣的是双龙穿珠，里面二泉汹涌从左右奔流而下，汇集成一泉飞瀑，颇为壮观。我们没有走完全山，只走了半路就下山了。我被安排在曾经是蒋介石别墅的一个高级招待所住下，当天同四川外办和旅游局负责人座谈，提出要开放峨眉山，先要治理环境，必须把半山以下的森林恢复，修理好名胜古寺，美化旅游景点，管理和修理住宿饮食场所，更重要的是恢复金顶的古寺庙等。
第二天去参观乐山大佛，住在大佛寺。乘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