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印度是他无力避免的。
1959年西藏少数叛乱分子闹事失败，挟持达赖逃亡印度后，班禅即代理达赖为筹委会的主任，住在拉萨筹委会，特别为他修筑了宫殿式的房屋。我因常向他汇报、请示工作，接触较多。他的态度很好，拥护和支持中央的对外政策和有关西藏涉外问题的决定。1959年我国同印度因边界问题纠纷较多，我常向他汇报这方面的情况。
1959年3月西藏叛乱分子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蒋介石集团和外国反动派，公然撕毁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17条协议，劫持达赖喇嘛，发动武装叛乱。当时我正在拉萨，亲眼目睹这次西藏叛乱分子发动叛乱和我解放军平定叛乱的经过，并参与在平定叛乱过程中的有关涉外事宜。
在3月10日拉萨叛乱爆发以后，达赖喇嘛曾三次给中央驻藏代表谭冠三（中央代表是张经武当时不在拉萨由谭代理）来信，说明他已被反动分子劫持，并且表示正在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反动集团的违法行为。这三封信及谭冠三的回信都已在当年3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发表，我不必在此重复。拉萨的叛乱是在达赖喇嘛预定前往西藏军区礼堂看文工团演出的那一天发动的。要到西藏军区礼堂看文工团演出，是达赖喇嘛自己定的。西藏叛国集团经过事前的布置，放出西藏军区要扣留达赖的谣言，并且以此为藉口，在这一天把达赖喇嘛困在罗布林卡。事件发生后，谭冠三将军即在当天写了一短信给达赖喇嘛，说明由于反动分子的叛乱，请他暂不要来看演出。达赖喇嘛于11日写信给谭冠三将军，信中说：“反动的坏分子们正在借口保护我的安全而进行着危害我的活动，对此我正在设法平息。”
关于达赖被扣留和挟持的情况，平叛后，拉萨许多接近达赖的人用大量确凿的事实，揭露叛乱份子劫持达赖的具体情况，这些已在1959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里只引几个例子。据达赖的孜仲居玛说，他曾参加了3月10日叛乱头子们在罗布林卡诵经堂召开的一次会，在此次会上就决定控制达赖喇嘛，会上决定：1、达赖喇嘛除上下两殿和大昆寺以外，不能随意行走；2、为达赖喇嘛“安全”计，除古代本外，另增添政府官员和“人民志愿军”为警卫军，驻罗布林卡并组织指挥部，从此达赖就失去自由了。
曾经参加叛乱的堪穷土登丹巴说，在藏历2月5日（即3月14日）的一次有许多官员和三大寺和各部队（指叛军）代表的会上，达赖曾谈了他本人决定去军区看戏的过程。达赖说：“关于看戏的事是我自己和中央官员谈的，并未经过其他人。你们闹事，杀人流血，向噶伦桑颇打石头等，各方面都使我伤心。而且1日和2日（指藏历，即公历3月10日和11日）还在念经佛堂开会，我曾经通过噶伦、仲译清波、孜本说不要开会，如还要在此开会，便不可以了。西康人的警卫部队（指包围罗布林卡的从西康来的叛徒）等也不必要。”达赖还说，“有些人可能认为我到印度去为好，这种作法只能是为了个人的安乐，以前我去过印度，前年也去过印度，住在那边是不行的，我只想在自己的土地上享受因果。”
达赖的佣人吉村公爵说，达赖喇嘛被劫走时，他的母亲脸色都变了，她对吉村说，现在拉萨要打仗了，打枪我们害怕，达赖行动没有自由了。她说，如果我们不回来，你就到哲蚌寺去（以上均见1959年4月24日《人民日报》）。
从上可以看出，达赖喇嘛当时本人的心情及被劫持不能自由的处境。达赖被挟持去印度是不容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