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关系密切。不丹在拉萨驻有一个代表叫罗贾，即商务代表，但他按惯例每年要拜见达赖并与噶厦来往。罗贸开始不了解我国对不丹政策，对我国有疑惧，怕我并吞它，不和我们来往。不丹在帕里有官房及财产，帕里是不、藏通商地点。在阿里，不丹有一块飞地和一座寺庙，并派人管理，同时每年来拉萨贩买物品等。不丹在藏的利益我们都保持不变。亚东山后有一块不大的草场，不丹牧民每年越过边界来放牧。亚东居民表示不满意，要禁止不丹人放牧。不丹说近亚东的牧民实在需要这块草场，否则他们将无法牧养羊、牛。经过我们说服亚东群众，仍然继续让不丹牧民放牧。我们严禁军政人员越过现有边界去不丹境内。通过这些工作，不丹罗贾了解了中国的政策，逐渐同我们来往。每逢节日、或者外事处的外交活动如宴请、看电影等他都参加，也拜会了中央驻藏的军政长官，并经常送不丹特产作为礼尚往来。1958年尼赫鲁亲自越过乃堆拉，经由亚东去不丹，当时年逾60的尼赫鲁不辞辛苦旅途疲劳，步行山地去不丹，争取不丹亲印，商讨印度援助不丹办法，其目的不只是要继续保持印度为不丹保护国的地位，还有防止中国与不丹发展关系的一面。从那以后，不丹罗贾不久就口去不再来了。当然不丹人民要求独立自主的意愿是不能阻止的，事隔二十多年后，中国与不丹又建立了友好关系。
锡金又是一个被英国保护的喜马拉雅山区小国。锡金老王我曾拜见过两次，但都是在印度驻锡金政治专员的陪同下，除了寒喧问候外别无他言，王储罗桑泽仁是拉萨贵族宇妥家的女婿，他常来拉萨探亲，我们有机会总是与他交往，他也表示同我们友好。但是他的行动不大自主，同我们来往时从未谈及西藏与锡金关系问题。曾有一次，他要求去林芝朝拜寺庙，锡金信仰红教，林芝并没有红教的主要寺庙，他的林芝之行值得研究。但是我们仍然满足了他的要求，派出汽车送他去林芝作七日之游。1956年达赖、班禅应邀赴印度，路过岗拖锡金首府，按例锡金应是接待主人，但一切由印度政治专员主办。锡金老王曾在达赖、班禅抵岗拖时举行了宴会，我也应邀参加了，宴会一切都是印度安排，锡金老王虽然坐在主人位上，除举杯问好外，几乎不说什么话，连欢迎词也是印度方面写的。
自中印、中尼签订协定后，印、尼在拉萨设立了总领事馆，他们在拉萨开展各种正常外交活动，都要同我们外事处联系并得到我们同意，印度总领事除同我们交往外，就是在印度来了高级官员时安排拜会达赖、贵族和去大昭寺、三大寺布施，其实印度并不信仰佛教，而它对西藏佛教却表现出无比的兴趣。
10．西藏外事机构为何较为特殊？
自我奉命调往西藏后，我即同外交部领导及有关司、局商讨执行中央统一对外及西藏的一切涉外问题，并同中央有关部门及研究西藏问题的著名学者、专家们商谈进藏及有关西藏工作，再就是组建干部队伍。经与中组部商妥，调人民大学外交训练班学员老干部阮武、杨仁山（当时进城干部都称为老干部，他们是自解放区来的）武汉外事处袁文、郭雪樵，西南外事处伍仪瑜、苏睿川，外语学院应届毕业生张祖极、叶雪音、石森伍、李天保、陈玉藻、张友善，以及在重庆配备的警卫、炊事、通讯员，并由外交部派一机要员组成进藏外事处干部的基本队伍。
我们到达拉萨后，西藏工委又派来杜子毅任副处长（他1953年即去我驻印度使馆任商务参赞）和英文干部朱谱钦、张智斌、谢均安、鲁投，钟兆榕，藏文翻译洛桑大吉、王家棁等。他们都是18军在四川各地招集的大学生、知识分子并随同先遣队进藏的。这样在1952年虽然外事工作尚未开展，但干部队伍已初具规模。
中印协定签订后，为了执行协定，（1956年又签订了中尼协定）外交部于1954，1955，1956年，先后派一批干部进藏，他们有的是由外交部有关司，有的是由各地外事处，有的是由朝鲜停战后回国的翻译人员，也有人民大学、外国语学校的。虽然来自各方面但都是干外事、学外语的。我们又从西藏调来一批懂藏文、藏事的干部。
外事帮办办公室在1956年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后改为西藏外事处，为自治区筹委会的厅级单位，达赖喇嘛为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名义上属他领导。西藏外事处自1963年前我一直担任处长，副处长先后有柳霞、土金璋、罗石生、蒋树民等。处内下设科：
一科主管秘书、行政、总务、发放藏民边境贸易通行证、办理出国人员护照、签证等。
二科主管与印度有关事务。
三科主管尼泊尔、不丹、锡金有关事务。
资料室主管边界问题、翻译整理、研究噶厦及其原外交局交来的档案文件。
按照中印、中尼协定，印度得在亚东、江孜、阿里设三个商务代理；尼泊尔在日喀则、聂拉木、吉隆设三个商务代理，我外事处相应的要设立六个分处同他们联系交涉来往。
六个分处是：
阿里分处，处长先后由杨仁山、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