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而我对华家岭一段乘车经历实感不堪回首。
在兰州我们住甘肃省教育厅设置的招待所，戴乐仁住福音堂，习惯于他们西方人特殊的环境与生活。我在兰州除办理他们委员们交待的事外，闲余时间很多，可以漫游这古代名城。兰州比西安小，但有特点，西北回族与内地回族不同，身体高壮，少年即长须，三、四十岁的人皆长须满面。街上回族小店、小馆很多，而大的铺店大半是陕西、山西人开的。兰州有名的黄河铁桥为清光绪末年陕甘总督什允光委德国商人所建，桥高丈余，宽二丈余，在桥上一看，桥下黄水滚滚，流速很快，时有羊皮划P穿流急驶而去，远处见有高大水车，形状如大风轮，借水力转动，灌高田、供食水，也是一奇观。
10月21日出发去西宁，赴青海考查。晨由兰州陆军运输处汽车总队长处包卡车一辆，顾、陶、王三位和我均坐在卡车后大车框内，前驾驶室只坐司机及其副手（实际是学徒）。经满城。永登（平番）住下，沿途见有左宗棠种植的左公柳旧迹。当时他由陕西华县种树到新疆哈密，曾有“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波玉汀之美誉，现在几经砍伐，所存无几。次日宿窑街一小学，此为甘青两省交界处。24日抵西宁，住昆仑大旅社。西宁为青海省会，马步芳军辖地，顾颉刚、陶孟和、王文俊三人拜访青海省民政、教育厅、参观学校。那时青海省政府主席为马麟，驻军军长为马步芳，整个青海是在回军统治之下。27日，军部。省府派人陪同我们游塔尔寺，这是我第一次参观著名的喇嘛庙，受到二老爷（管事喇嘛）招待，第一次喝奶茶，食炒面（糌巴），有种特殊味道，难以下咽。由他引导瞻仰大小金瓦寺，在太阳照耀下金光闪烁，灿烂夺目，大殿里供奉佛骨塔，多为金银铸就。又参观一喇嘛住家，较为整洁。那天有庙会，见有一些蒙古、藏人一步一叩头，远自千里外这样磕等身头来拜佛，可见藏、蒙族对喇嘛教信仰之深。11月1日返回兰州。这次去青海，顾先生他们考查教育，忙于参观坐谈，我唯陪同，做笔记，但我另有感觉，抗战在青海看不见有何表现。青海为马家军回人统治，在马军长处见有新疆来的曾闹事失败的霍家尼牙子（？音同，字恐有错）不知有何活动。而到塔尔寺后，才知道青海省许多民族中，藏、蒙族虽不占主要地位，但他们有其独特的生活方式与信仰，马家军恐难统治其心。
回兰州后，考查团已落实自己的办公及住所，顾先生他们在开会研究如何在西北甘青省补助及开发教育事业（本来有宁夏，因抗战交通不便未去成）。顾颉刚曾叫我草拟一份开发西北教育计划，我则从我研究边疆及少数民族土司制度出发，拟定的计划重点在研究边疆问题，这自然与中英庚款董事会的意图不同，顾先生看后告诉我此计划不能得到同意。我拟的计划中心是想在此计划下继续我的研究工作，得以在西北呆下来算是找到自己的出路。此计划不行，据顾颉刚讲，准备用庚款在西北搞一科学普及实验性质的事业，我在此事业中当然找不到位置。
1937年11月，南京失守，抗战处在紧急关头，由苏联驶来大“羊毛”车，实际是军火车。前方抗战紧张，我感到读书办教育已无救国希望，弃笔从戎，才是一个青年人最应做的事。我不甘心在兰州无所事事，乃同顾先生商谈要去武汉，另找机会抗日或做其他什么工作，他同意后给了我路费，我于11月18日离开兰州搭乘卡车回武汉，从此离开顾颉刚先生，一直没有再见过他。
我对他非常敬重和怀念，他不但是著名学者，还十分爱护青年。他是史学家，对中国古籍经史有极深的造诣及建树，而他对通俗文艺和边疆问题也十分关心。我的研究工作得他指导及支持很多。解放后我去了西藏，听说他受到政府的聘请负责主持标点二十五史，但因在藏，无法同他见面。
武汉大学生战地服务团
我离开兰州时因乘车困难，搭乘一个中央禁烟委员会西北考查团五人包租的一辆卡车，经西兰公路走了五天才到西安。在车上与他们同行同住混熟了。开始时这些人自认是中央政府的官员，对我这学生看不起，后来却极为要好，认为我是有学问的专家。他们知道顾颉刚，更知道中央庚款董事会，因为沾一点洋人的气味，他们对我就另眼看待。到西安后说我们同行一道不容易，交个朋友，请我上馆子吃一顿分别酒，饭后拉我去开元寺打茶围。开元寺在东大街，是西安公开的妓院所在地，打茶围就是去妓院找妓女陪吃茶点，要是看中了那个妓女就可同她深交下去，要请客人朋友到她房间开几次盘子（即摆上很多茶点）、吃花酒，然后可以同她住宿。我第一次看见和听到这些，所以跟他们去了，我表现得很别扭，很不适应他们那一套应酬与打情骂俏，他们却是老手，一去就热闹起来，叫条子、转条子（叫条子就是叫姑娘，称妓女为姑娘，转条子就是你看中了那位妓女就请朋友去她房间打茶围）闹个不停，他们要为我介绍一个，我拒绝了，一是看不惯那套，也不耻去玩妓女，再者也没有钱。他们见我有点不高兴就让我先走了，一再说这是逢场作戏，不必认真。后来我又去过西安几次，虽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