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挤在装货舱的甲板上。我找不到坐的地方，只好同几个人坐在船的栏杆上，船在海浪中前进，非常危险。我第一次乘这种沿海岸的外国船，看到海水碧蓝，一望无边。虽然季节较好，风平浪静，但海水滚滚，仍然颠簸得很厉害，我吃不住这种颠簸，几乎呕吐。甲板上拥挤着尽是学生，大家在船上似乎逃出虎口，自由多了，谈笑说唱，无拘无束。那时流亡三部曲盛行，人人都会哼唱几句，船上歌声不绝。大家也都谈到参加抗日问题，蒋介石已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抗战决心，说什么抵抗一开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大家要救亡图存。但是我们这些平津流亡出来的学生却不知究竟将去哪里参加抗战。有的说要去南京，有的说去济南，那里有平津学生招待处，有的要去河北内地发动群众，众说不一。我当时抱有一种特殊心理，不愿在日本铁蹄下做亡国奴，也不愿丢弃燕京校园那种读书研究生活，希望抗战早日胜利，我仍然回到北平去，现在的流亡只是暂时的。我并且自视很高，认为我已是大学研究院的硕士，已迈入学术专家的大门，同一般大学生不同，我有自己走的路。
在青岛下船后，我就与平津学生分手，买票由济南下南京去苏州。我对苏州仍然很留恋，这时，特别是“八·一三”上海已打起来了，我去苏州干什么？现在想来非常奇怪，无非是苏州有朋友，看看朋友，具体讲就是去看看杨家。一到苏州，到处慌乱，人心惶惶，但抗战情绪很高。上海打仗，苏州是后方，日机常来轰炸，街上管制很严。杨公素家已搬，我找到宣叔昭家住下，经打听找到杨家，只有杨公素母亲、杨云碧和杨云慧（她们从南京、上海回来）在家，杨公敏在上海交通大学。见到了她们时，正商议着去哪里逃难，云碧等主张去上海租界，认为那里是在英美法等国保护下最为保险。
我在苏州住了三天，已不可能像我来时想的去苏州各地看看，只能作临别的一顾，便急急忙忙乘火车到下关抢乘轮船去汉口。急急忙忙奔走不是我一人，大家都是一样，都在找自己认为安全的地方，但远离战场是一致的。我乘上去武汉的外国船，当然也是拥挤不堪，在甲板上找到一席之地，日机常来侦察，我看到船上挂的英国旗。我们竟然在英国旗保护之下才避免日机的扫射，感到不是滋味。过去乘坐外国轮船多了，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今天，全国抗日战争打响了，民族自尊心突然提高了，看到要受英国旗的保护，感觉难受。在船上同几位同行人谈起来都有同感。到了汉口，找一个小旅馆住下来，准备想想下一步怎么办。那时武汉抗战情绪很高，天天在宣传战争的胜利消息，到处宣传中国军队的强大足以打败日本，战争速胜论的空气感染了我。但另一方面华北战事不利，平津已失守，济南危急，听说冯玉祥为该线总指挥，竟指挥不了他的老部下西北军，节节败下来。我9月初到汉口，慌忙间在街上遇见顾颉刚先生和潘泽彬，小潘和我在燕京同学，他是顾先生的亲戚，我陪他们去黄鹤楼旧址和武汉大学参观。始知顾先生受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聘请，与陶益和王文俊、英人戴乐仁，一起组织西北教育考查团，将去甘肃、青海、宁夏三省考察教育和做补助教育之设计。我请求顾先生让我同行，做一些事务工作，因为去西北也是我历来的理想，很想利用此机会继续我研究边疆问题的志愿。顾先生同意了，写信给中英庚款董事会批准我为考查团的助理员。于是在9月间我开始了抗战中的西北之行。
我同顾颉刚、潘泽彬三人乘火车于9月23日到西安，住西安当时最高级宾馆西京招待所。我同小潘一房，接着戴乐仁、王文俊等都来了。那时西安还是古城风貌，只有以鼓楼为中心东南西北四条大街，但以东大街最为繁华，因它直通火车站。我们在西安只去参观碑林。这是中国有名的历代书刻家的碑林，我们去看时，房屋破旧，碑林保管不好，有些碑甚至为尘土淹没。顾先生看后非常不满，讯问管理人员，说没有经费，他们以卖拓本为生，现在抗战更无人过问了。
那时由西安去兰州除一条西兰公路外，就只有欧亚航空公司飞机可通，顾先生将小潘送往武功进西北农林专校后，要乘飞机去兰州，他和陶孟和、王文俊的行李（乘机只许带15公斤）都交给我坐汽车带去兰州。当时的西兰公路人们称为稀烂公路，路面全是泥土，晴天行车灰尘扬天，满身尘土，雨天最难了，泥泞路滑，客人下车推空车也难行走。有一两天，只能在小镇上停留住宿等雨停了再行走，可是在这些小镇上居然有酒馆技院，供司机及行人娱乐。那时乘车的人一上车一切均听司机的，正副二司机命令一切，他们说走就走，说住下就住下，生气也没有办法。最长最困难的一段是华家岭，车行终日，盘旋岭上，天旱、日毒、无一丝凉风，人坐车上闷气、口渴、汗流，土尘又大，真是难过。全岭大约几十里，没有人烟，司机怕下雨抛锚，也顶着苦热将车开过了，我们都松了一口大气。由西安到兰州公路约一千多公里，我们走了一星期多，10月14日才到兰州。顾颉刚、戴乐仁等已去甘肃临挑河一带考察归来，我向他们谈及路上旅行情况，顾先生以不能同游华家岭这西兰路上最高峰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