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喝玩乐，全靠我父亲一人奔波养活。祖父由大昌搬到下方镇，兄弟们闹着分家，父亲就带着我们一家人来刘家坪住下了。他很吃苦耐劳，做生意又有办法，赚了钱，一面继续做生意，一面买了一些田，当了资本家兼地主。大约在他四十岁以后就不自己跑下江了，这个任务就由我二哥佘克明担当起来。大哥佘燕昌在夔府（现在叫奉节县）中学读书。二哥从小就跟着父亲做生意，很精明能干，二十来岁就独自去下江担任父亲的角色。父亲就在家掌舵，他同四川一些土财主一样，抽上大烟，公断乡里纠纷，做起老太爷来了。他对我们管教很严，家教很多。在我记忆中他是希望大哥和我多读书，走“读书人”的路。对二哥和三哥，看他们有办事能力，就希望他们走做生意的路。他似乎是有计划有目的的教育他的孩子们。他是新起的财主，曾经同人发生纠纷打过官司，因为没有势力花了不少钱才把官司打赢了。
他在两河口镇、山里乡村一带是个财东，又常跑下江，有儿子在外读书，有产有田又有人，自然是乡绅。父亲当过团总，小时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的，后来才知道是当年打“长毛”时留下来的乡勇组织，有事时（这个“有事”的意义，在我小时只知是出了土匪）召集一些乡亲保护地方平安。四川，特别是像我们那些山里，有很多人去当兵，也是出棒老二（土匪）很多的省份。大的土匪管不了，本乡本土的小盗小偷却由乡勇管。父亲当团总时大概是管这些人的。可是一个小小的乡团总，受不了上面当官的敲诈，就是接待吃喝也受不了，所以他后来辞了不干了，专做生意，当地主收租，在地方上小有声望。他这个乡绅地位，不是由于读书，更不是参加过科举取得的。我的大姐嫁给开煤窑的杨家，她家有点钱但地位不高。二哥娶了县里颜家女儿，颜家曾在外县当过一任县丞，在我们县里已是绅士了。三哥娶的下方坝黄家女儿，她父亲虽然是个不入学的士子，府试没有考上当不了秀才，但是读书人，在上方坝一方也是位乡绅。我家同这些“绅粮”结成姻亲关系，父亲在本乡的地位也提高了。他的目的是要借此势力来保护他的家和财产。
有一次我记得父母大骂我大哥一顿。原来大哥在上海南洋公学读书，私自同二哥商量，用了二哥在下江做生意的一二千元，在上海买了套碾米机器，就自行在沙市开了一个碾米厂。这使两位老人家很为恼火。在我们那个大巴山沟里，在那二十年代居然有人在下江开厂，确实是件轰动我们乡下人的事。
父亲是封建时代的人，他为我们家开创了一个家业，是开拓性的人，但是他染了封建时代的意识与习气。有了钱，就当地主，抽大烟，但后来居然又戒了，信了同善堂，老了又出外游玩访友（访问同善堂的教友），在抗战初期死了。我大哥、二哥是旧时代的人，但也有开拓性，他们拿着钱自己在湖北沙市开了厂，先是碾米，后是面粉厂，居然在沙市商界挣得了一席之地。但他们又是那个社会的牺牲品。大哥在抗战期间跑去上海买房子当二房东，全国解放后，他被判为坏分子死于安徽劳改农场里。我三哥一直在巫溪当地主，他管理了我父亲挣下的在老家的房屋、田地，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幸好在土改前死了，不然他必定要挨一番斗争。家业衰落了，他的子女很多，解放后艰苦的生活着。三嫂我们称为黄姐，是下方坝有地位黄家的好闺女，她嫁了我三哥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艰难。我小的时候在下方坝就认识她，她同我三叔家的小姐关系好，所以我们常在一起玩。她知书识字有才女之称。可惜嫁给我那位放浪的三哥，埋没了她。她同我三叔的小姐，是我们小时在一起玩的小同伴，我最喜欢她两个。她们只能走旧中国女性的悲惨道路。多少年来，我一直没有忘记她们。童年时代得到的温情越到老年越容易泛起凄凉的回忆。
然而刘家坪最使我念念不忘的是我的妈妈。我是她生下子女中最小的一个，她一共生了九胎，最后只留下六个，最大的两个女儿，都出嫁了，境遇都不好。特别是我二姐，不知怎么弄的，瞎了一只右眼，为了嫁出她，我妈妈不知花了多少心血，后来几乎是用钱买了个女婿。过门后就听说她受了虐待。妈妈为了她常常流泪。
到了我生下后，妈妈实在不愿再生孩子了，所以给我取名叫满娃，满了不再生了，所以我小名叫满娃子。可是后来又生了个男娃，取名叫定娃子，就是说到他为止就定下来不再生了。定是定下来了，可不到三四岁定娃就死了，我还是最后一个。四川乡下土财主习惯性的喜欢么儿子。父亲，三个哥哥，他们常不在家，只有我跟着母亲转，常带我下菜地，收拾菜园，为她跑腿拿东西。妈妈喜欢我，又为我调皮捣蛋打我的爆栗子，即用手指屈起来打我脑袋。我家在刘家坪有两座房子，老屋后面靠山有个小花园，种的花我最喜欢的是板子花。三叔家小姐常来我家住，同大嫂一起玩，叫我搞指甲花，把它染在指甲上，就变成红指甲。园子种有杏桃李袖子等果树，开花时我为她们摘花，结果时我采了青果给她们吃，酸酸的，她们又怕酸又爱吃，那副相顶逗人的。我不该帮忙让小姐去爬树；有一回被妈看见了，狠狠地给了我几个爆栗，打得我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