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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次打电话给格拉乔夫。他告诉我，军队已进入莫斯科，他们正沿着列宁大街、雅罗斯拉夫尔大街和莫斯科其他公路向前进发。国防部大楼已完全被装甲运兵车封锁起来，一支强大的陆军分队正在接近“奥斯坦基诺”。电视中心马上就要被彻底夺回来。
我让人接通莫斯科市汽车检查局值班员的电话，要对方准确说出作战部队距“奥斯坦基诺”究竟还有多少公里。几分钟后，俄罗斯国家汽车检查局局长费奥多罗夫将军打来电话。他报告说，莫斯科市内没有任何军队，军队仍停留在莫斯科环城公路地区。我真想用拳头敲打桌子，并对他大声嚷道：怎么能停下来，他们应该到达电视中心附近才对！可是这跟国家汽车检查局局长有什么关系呢？
我不时来到休息室。那里有一台开着的电视机。俄罗斯电视台是唯一还在播放节目的电视台。它拯救了莫斯科和俄罗斯。政治家、演员、商人、作家等，所有在这一时刻关心国家命运的人，通过某种方式了解到第二频道的播放地点后，便纷纷来到转播室，号召俄罗斯人起来保卫民主和自由。我一辈子都会记住那位全身微微颤抖、但同时又是那样坚定、勇敢的利姬·阿赫贾科娃。至今我忘不了她那激动焦虑的面容和柔弱而有些嘶哑的声音。叶戈尔·盖达尔向同胞们发出呼吁，号召所有莫斯科人都到莫斯科苏维埃大楼去。后来，人们因此而责备他不该让手无寸铁、易受伤害的人去对付那些武装歹徒。不过，他的号召还是起了一些作用。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发表演说。总理坚定地说，一定要保卫民主、合法的国家政权。
我看到，已持续近一小时的新闻报道使人们紧张、惊慌的情绪得到了克服。关闭4个频道，尤其是主要频道——第一套节目，使人感到简直是一场灾难。我不知道“奥斯坦基诺”的领导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否正确。一些专家们说，当时，电视播放室有被占领的危险。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从技术上来说，现有的保卫力量不可能让武装歹徒在频道工作着的情况下闯进去。问题不在这里。我再重复一遍，国家电视节目的中断被很大一部分居民看成是一场灾难。而我在那一时刻，有一种似乎被击倒的感觉。但是，当俄罗斯电视台在这种情况下积极而又热情洋溢地(佯装是不可能的)投入工作后，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大部分人的惊慌感消失了。这是极为重要的转折。
在电视上露面的那些人中间，有许多人气愤地责问，为什么叶利钦默不作声，要求总统出来表态。
但那时，我不得不解决更为紧要的问题。很抱歉，根本顾不上演说。我在极力设法使自己的军事将领们摆脱紧张而又麻痹的状态。我意识到，尽管国防部长已作了保证，但军队出于某种原因并末立即投入保卫莫斯科的战斗。而内务部的力量又不足以对付首都全副武装的歹徒。
我同布拉金通了电话，知道“奥斯坦基诺”的战斗仍在进行。我再次同切尔诺梅尔金、格拉乔夫和叶林取得联系。格拉乔夫通报说，国防部部务委员会会议即将开始。我请切尔诺梅尔金主持这次会议，并表示我将尽快赶到。
这样，在深夜2时30分，我看到的是这样一种场面：“奥斯坦基诺”的战斗仍在电视中心的大楼里进行着；曾被要求不要卷入冲突的民警们，在第一次遭到攻击后便已撤离，结果听任武装暴徒们把城市搞得紊乱不堪；而在由250万人组成的军队里却找不到几千名战士，哪怕是一个团也好，能够马上来到莫斯科保卫这座城市。
这种场面，说得轻缓一些，是凄凉的。但是，不管多么令人奇怪，我此时此刻仍然坚信，警察和军队很快就会把市内耀武扬威的武装团伙完全控制起来。在这天夜里的几个小时内有几个人一直同我在一起。也许，过些时候，他们将撰写有关这一惊心动魄时刻的回忆录。他们能够证明，在这一时刻，我始终深信，10月4日将是俄罗斯历史上这场内战的最后一天。
我叫来汽车，穿上衣服，然后动身去国防部。从克里姆林宫坐车到阿尔巴特街附近的国防部总部只有；分钟的路程。时间不多，但已足以使我想清楚格拉乔夫那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据他所说，军队似乎在2小时前就应该收复“奥斯坦基诺”，包围白宫，并做好强攻的准备，可实际上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进入莫斯科。
所有的人——无论是我，总统，还是他，国防部长，无论是政府，还是我们的社会——我们大家都成了“军队不介入政治”这个漂亮提法的人质，我们还为如此深刻的民主口号而感到骄傲。而现在，当召唤军队保护社会不受法西斯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侵害的时候，我们感到诧异：为什么军队如此不愿作出反应？……为什么如此不听召唤？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找它，每个人都想把它拉到自己这一边来。幸亏没有随便找一个疯子似的团长，他完全可能让配有轰炸机的飞行中队起飞，到莫斯科来保护自己的朋友——骁勇的鲁茨科伊将军。我暗自庆幸：感谢上帝，这一切并没有发生。现在不应大声嚷嚷、歇斯底里发作似地要求这要求那。相反，应该支持他们，应当让人们看到，总统是镇静的，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