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率和深刻的。我一向钦佩至圣大牧首的安详、坚毅和贤明。在我们的谈话中，他很少谈论并尽可能回避政治。他对解散议会的命令也没有妄加非议。他甚为关心的是为对抗找一条和平解决的出路。他请求接受教会的帮助，以便使同胞们的对抗不致以悲剧告终。
我以欢愉的心情接受了这一帮助。我们达成了这样的协议：在大牧首的调解下，总统和政府的代表将同白宫的全权使者在圣丹尼尔修道院进行会晤。
阿列克西二世并未局限于出面调停。他还向俄罗斯人发出呼吁，忧心仲仲地号召人们避免流血冲突。
在圣丹尼尔修道院的谈判开始了。议会领导人提出把恢复白宫的供电作为开始谈判的条件。我认为，当他们正在向周围随便什么人，甚至向精神变态者和刑事犯都散发武器时，根本谈不上接受任何最后通牒。首先要缴出武器，然后我们才能讨论条件。谢尔盖·菲拉托夫终究还是说服了我。他说、这只是生活要求，并非政治性的，完全可以接受，他们确实在那里受冻。我同意了。尽管这也许又是一个错误。他们提出的第一个条件——接通白宫的电源，我们接受了。这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以后也可以借助最后通牒来进行谈判。当大楼里的电灯亮起来时，从那里传来一片尖叫声和哄闹声。差一点高兴得端起冲锋枪朝上射击。他们把这件事理解成自己的重大胜利。
圣丹尼尔修道院会晤开始后仅几小时，谈判就破裂了。破裂完全是由于一般性原因引起的。这再次证明，前议会里的形势已经脱离了政治家们的控制。我们同他们的代表所达成的一切协议都被白宫领导声明废除。看来，议会领导中最激进的集团已完全夺取了权力，正是这时，他们已把赌注押在与政府进行武装斗争的方案上了。他们一面绘制了夺取电视中心、克里姆林宫、俄通社一塔斯社和军事目标的计划，一面又由鲁茨科伊给阿列克西二世写了一封措辞恳切动人的信。他在信中写道：“我作为一名教徒和一个被授予崇高全权的俄罗斯公民，感谢您竭尽全力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接着还写了这样的话语：“……在您竭诚组织的圣丹尼尔修道院调解性会晤中，您拥有以我为代表的绝对支持者”。
艰难的日子终于来到了。1993年10月3日，星期天，这是新俄罗斯历史上艰难的一天。
总统日记
1993年10月2日
早晨，我来到克里姆林宫上班，尽管是休息日，但仍在10时召开了内阁成员会议，商讨当前的局势。这一天，即10月4日最后通躁的期限到了。而此时我们还没有开始讨论解决冲突的强制性方案。我们仍寄希望于在教会和大牧首本人的调解下恢复谈判。还指望，由于加快了选举进程，将于12月12日选举俄罗斯新的代表机构的可能性已十分明显，而为了参加这次选举，为了能继续留在政界。他们就应走出白宫，积极参加选举前的斗争，否则就来不及了。
会后，我批阅了一些文件，然后就起身回家。当汽车弛过静静的新阿尔巴特街时。我朝议会大楼的窗户看了一眼。有谁能料到，明天白宫将会变成黑宫。
家里的一切仍像平常一样。只有在星期天，我才能同家人在一起呆几个小时。我们按老习惯大家都团聚在餐桌旁。尽管我内心里很不平静。但我已经叮嘱过。在家里绝对禁止谈论任何与政治和当前局势有关的话题。在这样难得的一点点时间里。我只想做—个普普通通的丈夫、父亲和外祖父。
但在这个星期天，我未能做到这一点。米哈伊尔·巴尔苏科夫通过专线打来电话，说白宫的形势激化了。他报告了各种详细情况：民警的警戒线已被突破，这会儿正在攻打市政府大楼，封锁白宫的包围圈已不复存在，所有武装人员已被编成几个大队，他们威胁要对全市发起猛攻。我仔细听完了他所讲的一切，心在咚咚直跳，我暗自思忖：天啊，难道开始了吗……
他们已决定去干我们直到最后都不愿相信的事。他们越过了俄罗斯人永远也不该逾越的界线。他们发起了战争，一场最可怕的国内战争。
随后，出现了许多流言，说什么总统惊惶失措了、他已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网络，简直没有人再服从他了。对此，我不能再沉默不语了，也不能委屈地忍受这些指责。这样做显然是愚蠢的。人们需要当局对自己的无所作为作出明确的解释。总统尤其要负责的是，在可怕的几个小时内莫斯科人竟然不了解，谁将保护他们不受武装匪徒的伤害，他们是否要留下来面对面地同带枪的法西斯分子进行斗争。
然而，我并没有惊惶失措，我甚至一刻也没有慌乱和优柔寡断。接了巴尔苏科夫的电话后，我立即同自己的助手们进行了联系，要他们马上起草关于在莫斯科实行紧急状态的命令。到18时，命令已经签署好，实力部门被授权制止市内的暴乱和流血事件。我当即给叶林和格拉乔夫打了电话。通知此事。我担心的是，他们虽然对这样的事态发展在思想上已有所准备，但一旦真的出现这种情况，他们仍会感到惊煌失措。然而，部长们讲话的声音是镇静的，我没有感觉到他们有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