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厌的粗鲁和许多党务工作者所固有的愚蠢而蛮横无礼的作风。
另一件事发生在佐尔金身上。瓦列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是宪法委员会成员之一，而且是最不出名、最谦虚的一个。当最高苏维埃选举宪法法院院长的时候，决定提他作候选人，这是一个使大家绝对满意的最能搞折衷办法的人。
他不左也不右，是一个公正的教授一法学家，也是一个性情温和、为人正直的知识分子。
……这些人究竟怎么啦？哪儿来的这种疯狂的权力欲？
我不知道，如果不是新的政治时代将他们突然推到上层的话，这些正常的莫斯科教授们的命运该是什么样子呢？
看来。每个这种“温和的”人身上都有某种奥秘，他以自己的“温和”、礼貌小心谨慎地对待周围的人。
也许他们从童年时代起一直到死都想成为团伙的领袖和魁首。但有人镇压和侮辱他们。
或许常会有这种感觉：周围的人对同一位怎样的伟人交往估计不足，或完全不懂。无论是在中小学，还是在大学，站娘们总喜欢更多地注重人的外貌，不善于看到人的内心深处……
或许我们没有理解一切均属于常理之中的纯理性心理的潜在内涵？
可以长久地对此作毫无意义的猜测。我只能说一句：过去的年代使我确信，人们的知识、接人待物的经验、日常生活中的某种道听途说，在今天的俄罗斯政治中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像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这些权力阶层的经验，也根本无济于事！那毕竟是一些苏维埃式的简单关系。这里起作用的是另外一些非常古怪的机制。也许我能学会猜出它们……
哈斯布拉托夫一佐尔金二套马车，在俄罗斯第七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才初次真正引入注目。
老实说，这是一次有力的意外打击，我企望诉讼审理不要参与政治，而只是客观地、不带成见地和中立地看待事物。
但是，现实生活并非如此。佐尔金在讲台上出现，这标志着在与试图着手合法解除总统权力的代表大会关系中一个全新阶段的开始。
夜间絮语
我乘几乎所有的交通工具都出过事。乘飞机、直升机、小汽车包括载重车在内，甚至有一次骑马都出事。我当时还很小，马疾驰到小山下，在转弯处把我从雪橇上摔出来，差点儿被摔死。
另一次事故就更加严重——火车翻了。当时我正在乌拉尔工学院学习，夏天去看望父母，我经常不买票，或者买上两站的票，只求进入车厢。当时只须掌握逃避查票员的技巧……
事情发生在夏天。火车进站时速度很快。大家知道，卧铺车厢分上下铺，第三层是行李架，“专供大学生用的”。我站在下面的过道里，从打开的车窗向外望着。
……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是什么原因，火车全速时脱轨了。我被狠狠地撞到车厢壁上，车厢开始往下掉，简直是一个接一个地往下掉，先是前面的，之后缀着后面的。一个车厢拖着另一个车厢，全都坠落在路基的斜坡下，而斜坡又是特别的高。
我紧缩着身子扑向已经倾斜的车厢的铺位间的窗户，两手一伸向前跳了出去，抱头滚到路基斜坡下，再往下滚人一片泥潭。自然是吓坏了，但后来恢复了常态。我一看：胳膊腿都没有摔坏，只是有些青伤、疙瘩。车厢里全是伤员，我帮着把他们拖出去，清理堆集的东西。发生这种事，真可怕。等我回到家里已经是深夜了。
……好像总是有入在搭救我，我自己也已经开始相信我总处于某种神秘的保护之中。不可能总是这样，这么多的事粹然间落到一个人的头上，并且是在生活的每个阶段。简直是每个阶段！而且每一次这样的危急情况都潜在着一种死亡的结局。
我是否怕死？不知道为什么，但我不怕死，无论你怎么办我也不怕死。有一次在一份杂志上看到，一个星相家预测我暴死于1993年。
1993年就要结束了，可我依然活着。
总统日记
1992年12月15日
是支持率的投票迫使我走出这一步吗？
1992年12月10日，我在代表大会上发言之后，急剧改变了局势。代表大会因惧怕全民公决，改变了策略并做出让步，通过了代表大会和我之间的协议。按照协议，议会各派别要提出政府主席的候选人，哪怕提名50个人也行。我从这个名单中选出5名提交代表大会，进行“温和的”、支持率的投票。3人获得了多数票，我可以从中任选一人作为候选人提交代表大会。
“温和的”投票的主意当然不是我想出来的。这是从国际实践中得来的，是法学家们帮助想出来的。这一手段是非常狡猾的、意想不到的和真正温和的。
不立即把候选人提交表决，丽是先在代表中进行民意测验，他们赞成谁？谁是最受欢迎的？在这些提案中还有哪些差异？
我还留下一个挑动空间，这是最重要的。
……12月10曰发言之后，我总算稍稍松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