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吝惜。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作时，我患了耳炎。是中耳炎。任何一个小伙子都知道，在炎疲未消失之前，就必须老老实实地坐在暖乎乎的屋里。而我却决定去北乌拉尔斯克出差，那里可是冰天雪地，狂风怒号。出差就是出差，不光是坐汽车，还得四处看看，跟人交谈，有时候会不知不觉地卷入一件事而忘掉一切。……我还进过露天采掘场，那里的风很大，结果我累垮了，得了感冒。我一回来，就直接上了手术台。就是这次疏忽，影响了后来的身体健康，损害了耳道的前庭器官，而这不是一个月就能痊愈的。
我最后一次打排球是1986年在皮聪达，是一场拉了网子的正式比赛。打完球后，我的腰椎突然痛起来，而且疼得很厉害。那里离莫斯科很远，当地的医生又柬手无策。当时，人们不知从哪儿找来了一位女按摩师。她是一位民医，从外表上看起来像个文弱女性，但双手却很有劲。女按摩师熟知人的每块骨头，在她给我按摩时，我感到一阵阵酸疼，有时竞忍不住喊出声来，可她却真的治好了我的病。
然而，我终于在西班牙做了一次手术。
有一次，我应邀去西班牙的一个小城市出席政治研讨会，从那里到巴塞罗那，必须乘坐一种6座小飞机。
在起飞前，我拍拍飞行员的肩膀，开玩笑说：“喂，怎么样，今天我们会不会咕咚一声摔下来？”飞行员笑了起来，他们每天都飞这条航线，从来没听过这种话。我跟苏哈诺夫坐在机尾最后一排座位上。那次，我们还没飞完路程的一半，飞机上好像突然发生了什么事……便掉头往回飞去。飞机一会儿左倾，一会儿右斜，飞行员试着用手动操纵杆控制飞机，却徒劳无益，自费气力，飞机仍剧烈摇摆着。有的人吓得面色苍白，有的人觉得非常难受。而我，在这种时刻不管心里多么奇怪，照旧谈笑风生。我对苏哈诺夫说：“瞧！现在谁也没有特权，大家条件平等，都没有降落伞！我们将同样地绰下去，不分当官的当兵的……”机身下方是一片山岭，飞行员怎么也找不到可降落的一小块平地。飞机在空中画着大国，一圈、又一困，就像一架滑翔机……飞机越转越低，越转越低，气流使它颠簸得更厉害。飞行员朝四面八方打量了一番，问道：“我们怎么办？”我们发现了一条小河，就喊起来：“快！朝河面降落！在飞机入水之前我们可以跳出去！”对我们来说，这已是万幸的事了。
我们终于飞临机场，飞行员开始驾机降落。但是，婉转点儿说，我们又遇上了一个新的麻烦：起落架降不下来，着陆时根本不起作用。于是，飞机在接地的一刹那，发出轰隆一声巨响，一下子栽倒在跑道上。
这下真够人受的。我的脊棱不知被什么撞了一下，疼得厉害。简直是难以忍受！后来才知道，是一个圆盘砸在我的第三和第四腰椎之间。我们改乘另一架飞机飞往巴塞罗那。这回又倒了大霉：飞机钻进了雷雨层。到巴塞罗那后，我的伤势进一步恶化，觉得整个下半身都麻木了。也不能动弹。人们把我拾进一家医院。真是碰巧了，我从天上直接掉到了世界最出色的神经外科专家手中！这家医院的医生约瑟夫·刘韦特教授，是个极好的人，也是个才华横溢的外科专家。而且医院很有特色，是个合作式医院。周围的居民资助这家医院，而资助者来这儿看病可以按一定的折扣收费。医院秩序井然，整洁卫生，所有人员都受过严格训练，每位护士小姐都有一台计算机。
夜间，所有的人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所有的化验室也都工作。他们绘我透视拍片，验血……在30—40分钟内，便完成了全部检查。外科专家对我说：“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立即手术，否则就会瘫痪。您飞不到莫斯科，双腿肯定得完全瘫痪，以后再也不能康复。”院方给我5分钟的考虑时间，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只问了医生一句话：“我得在这儿躺多长时间？”他很有把握地回答：“手术需3个小时，因为这是难度较大的复杂手术，要在显微镜下做。过一昼夜之后，等全身麻醉的劲儿过去，您就能从病床上站起来。”我说：“明白了，请做吧！”我虽然不完全明白，在动过这样的手术后到底得躺多久，但是我却知道我能坚持多久。
手术确实做了大约3个小时。
我躺在一个单人病房里。这里总共有400个病房，都是一人一间，全都一样，没有什么“待护”、“半特护”之分。我躺了一天，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医生就来了，他叫我站起来。我一起身，就疼得出了一身大汗。我以为他们会给我副拐杖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哪知根本没什么拐杖。只说请您站起来往前走。我悯然若失，莫名其妙，心想，腰上割了个大口子，刀口还没愈合呢！直到现在，这条沿脊椎走向的缝合线还清晰地留在我身上。很难说清他们的作法和医术技艺与我们有什么不同，但最大的区别是：我们国内在动过这样的手术后是让病人静躺6个月，而这里却让病人站起来走动。
我汗流夹背地站起身，走了几步。当然，医生在旁边保护着我，免得意外摔倒。我终于走到墙跟前，一切都很顺利。还拍了电视片。医生告诉我。让我今天就是来回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