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了。
他们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地毁了自己……
最后一个毁灭自己的人是外交部长别斯梅尔特内赫。他穿着牛仔裤和夹克衫就匆忙从白俄罗斯的疗养院飞回来。他也感到害怕，说他本人不应签署这么重要的文件，他还要和外国的部长们交往，应该留有回旋余地。但他仍然被迫在外交部方面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议。
这不是什么反抗，而是典型的随机应变和脚踏两只船。所有这3个人：副总统、议长和外长——都是首先稍稍推辞，然后就俯首于政变主要组织者的指挥棒下。
为什么我如此详细地叙述这一点？
因为正是这些在后期加入叛乱分子行列的第三部分人，有机会制止他们。不论是在卢基扬诺夫请求把他从紧急状态委员会名单中划出时，还是在亚纳耶夫迟迟不肯签署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文件时，甚至在别斯梅尔特内赫进来时——一切还都可能改变。但一切却按刑事犯罪集团的规律发生了。把每一个新进来的人“拥住”，让他无法“逃脱”。那些从克里米亚飞回来的阴谋者们的基本动机是不想成为“替罪羊”。他们也害怕，要坚持连环保式的集体负责任。他们如愿以偿了。
这既表现出那些不习惯于作出自主决定的领导者们的俯首听命，也表现出苏维埃式的教育和一致表决的习惯，更暴露出人性的弱点和官场争斗中个性的丧失。同时这里还有权力欲望的因素，即争夺令人生厌的戈尔巴乔夫下台后的国家权柄。
正是这些人提前许多年决定了我们的命运。联盟的解体及与此相关的可怕的社会悲剧都应该“感谢”他们。关于这一点，后面再说。
在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
约早晨7时左右。工人们来到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开始铺设柏油马路。一辆巨大的压路机沿花园小路来回行驶，穿着橙黄色背心的工人们熟练而小心地撒着滚烫的沥青。这件事由来巳久，几个月来，疗养院的院长一直在请求上级批准修建这条柏油路，真是巧的很，愉恰就在那天早晨给他运来了沥青并派来几位工人。
筑路工人们惊慌地四面颐盼着。一些荷枪实弹、表情严肃的人们在周围跑来跑去。黑色的“伏尔加”一辆接一辆地开来，就连大门外人和汽车也明显比往常多。
……于是，我突然设想自己也是这些勤劳的人们中的一员。让这个历史事件永远熊熊燃烧吧！但我们的沥青会冷却的！
就像许多可怕的日子一样，天气格外晴朗，燃烧的沥青散发出某种奇特的、道路舒适的味道。
那天早晨，塔妮娅飞快地跑进房间叫醒我：“爸爸，快起来！发生政变了！”我半睡半醒地说：“这是非法的。”她开始讲述紧急状态委员会，亚纳耶夫、克留奇科夫……一切都十分荒诞。我问：“你说什么？是在捉弄我吧？”
全国的人们都在互相询问着同一个问题，使用着同样的话语。我们都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可这却是事买。
★★★
这时莫斯科的大街上行驶着接连不断的装甲车和坦克车队。这是一个完全不可思议的愚蠢的行动，在一个绝对和平的城市里开进好几个摩托化步兵师和坦克师，另外一些部队正在莫斯科郊外向首都集中。
阴谋家们决定以大量的武器和士兵使莫斯科市民惊惶失措，使整个城市笼罩着前线的气氛，迫使人们躲到角落里。
在那几个小时里，莫斯科上空回荡着连续不断的隆隆的车轮声。
“战争开始了？”——莫斯科的老太婆们用手捂着心口问。
“军事政变。”——比较年轻的人们则这样回答，但也没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奇怪的是，这些成员确实都是职业革命家、高级专家和演员，但几乎每个人都有着别人不能轻易发现的个人缺点，在行为、思维和心理上都存在着某种乖庚的、偏离常规之处。
亚纳耶夫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语惊四座：在回答关于健康状况的问题时，他公开声明能很好地尽自己做丈夫的义务。这是一种所谓的缺陷综合症。从童年起就有某种残缺的孩子，成人后往往会突然感到自己有超常的能力。正是这种超常的综合症，帮助呆板的亚纳耶夫占据了他力所不及的最高领导层的位置，他能喋喋不休地谈论、争吵，带着非常自信的神情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他似乎生来就是干共产党和苏维埃工作的。但是，在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第一次集会前，他仍然不得不借助大量“常备药”给自己打气。他缺乏信心，但在政变中给他预备的是一个显要的角色。
克留奇科夫——安德罗波夫的学生，经过安全部门的良好训练。不论从性格上，还是从工作性质上，他都应该具有现实、健康、准确的思维。然而。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却患了“职业病”——最典型的间谍恐怖症。他经常散布“小道”消息，不停地往戈尔巴乔夫的办公桌上放秘密纸条，这些纸条的实质只有一个——民主派在准备政变。民主派——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美国正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