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实行国家紧急状态的必要性。不仅这样，他还劝说、拉拢人们进入政变组织。在政变前不久，他过于频繁地(对这个主管部门的首脑来说)与各政权机构的代表们会晤，就证明了这一点。
这场政变就是这样厚颜无耻地悄悄地酝酿起来的。政变的参加者们几乎不担心人们的反映，他们感觉到脚下有着坚实的基础。
那时，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克留奇科夫想完全隔离戈尔巴乔夫的念头已经酝酿成熟。
因为克留奇科夫认为，在同克格勃的斗争中，戈尔巴乔夫完全孤立无援。党中央总书记，也就是现任苏联总统(虽然是通过某种奇怪的途径当选的)已处于一种失重状态。
这个理论的所有细节概括起来大致如下：戈尔巴乔夫已不是改革进程的领袖。他在新奥加廖沃的谈判中对民主派作出的让步是被迫的，或者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策略性的。正像我已说过的，他已被赶人对立的政治力量斗争的死角，他走这一步是为了赢碍时间。
1991年春天和冬天所有震惊莫斯科(也在某种意义上刺激苏联总统去接受新思想和作出新行动)的大规模集会，大体上都是“反戈尔巴乔夫”的。
从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也不能依靠曾受他支配的议会。最高苏维埃完全操纵在卢基扬诺夫一人手中。人民代表们对经济改革、新联盟条约及戈尔巴乔夫的整个改革的抵触是母庸置疑的。这个议会主要代表着对改革不满的苏联上层精英。
在军队中酝酿成熟了巨大的不满，原因是多方面的：国防工业的转产、紧缩，战略思想的改变。在军备领域向西方让步，从德国无条件地准备撤军，被迫参加使军人们及其家庭的生命和健康受到威胁的民族冲突，等等。
终于，戈尔巴乔夫政权的可靠支柱(俯首听命的执行机构)也出现了裂痕。政府新总理帕夫洛夫在4—6月间非常强硬地表明了自己的独立立场，对许多经济、政治问题的“不同意见”和对戈尔巴乔夫当局总方针的反对态度。这一切引起强烈的、完全出乎意料的共鸣。对这个不自量力的帕夫洛夫，戈尔巴乔夫竟感到束手无策。没有一个能在总统影响下协同一致采取强硬措施的“上层机构”，政治局实际上被合法地踢出政权。总统委员会在谢瓦尔德纳泽、巴卡京、雅科夫列夫离去后，已经不再是一个可以依靠的机构。共产党已分裂成左、中、右三派，而且对自己的正式领导人非常不满。
戈尔巴乔夫陷入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
克留奇科夫仔细研究了这个主要的“改革倡导人”周围的情况。戈尔巴乔夫在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摇摆不定，使苏联的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总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根据情报资料，戈尔巴乔夫已经丧失了广大民众的信任，并在西方主要政治家眼中逐渐丧失自己的威望。在克格勃提供给克留奇科夫的资料中表明，“布什总统的亲近幕僚们认为，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已经耗尽了他作为苏联这样一个国家领袖的潜力……布什当局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中有人打算找一个替代戈尔巴乔夫的人选……”
问题在于克格勃的这些消息有多少符合事实，重要的是，克留奇科夫明显地靠这些资料来制定阴谋策略。这一策略不是对最高权力集团单纯的军事方式的政变，而实际上是合法的、以行政手段的政变——是替代“众人生厌的”戈尔巴乔夫。
★★★
8月18日晚上，在苏联总理帕夫洛夫的办公室，他们第一次举行了没有戈尔巴乔夫参加的会议。整个“总统队”很快就达成了撤换自己教练的协议。
原来，这种换教练的事情不仅仅发生在足球运动中。
但是，要实施这一阴谋还有心理上的障碍。克留奇科夫曾把事件的参与者似乎分为3部分：第一部分是和他一起作出基本决策的人——这首先是苏联共产党的代表巴克拉诺夫和舍宁，还有帕夫洛夫和亚佐夫，尽管亚佐夫一直起着消极作用。第二部分是经过耐心的劝说和暗示被拉入紧急状态委员会轨道的。第三部分则应当是那些看到支持实行紧急状态有哪些力量后才会随从的。或是随从，或是转身而去。
但谁也没有转身而去。既勇气不足，也缺少远见之明。
卢基扬诺夫没有转身而去。尽管开始他就声明。作为立法机关的代表，他不能加入紧急状态委员会，并要求把他的名字从名单中划掉。后来他却不支声了，和其余的人一起开始等待那些在和戈尔巴乔夫会见后、从克里米亚返回的“一伙同志们”。他们等了几个小时，尽管克留奇科夫把主要的情况已经通报给他们，但大家都想知道详情，想见到与戈尔巴乔夫谈话的人，好从他们脸上看出某些重要的、难以言传的东西。
亚纳耶夫也没离去。当他终于和大家一起等来了从福罗斯飞回来的同伙们，得知戈尔巴乔夫的态度断然坚决，并果断地切断了他和“总统班子”的一切联系时。——当时，看得出亚纳耶夫激动不安起来。且很长时间没能迫使自己在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文件上签字。
但最后他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