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期望是徒劳曲。副总统的一举一动愚蠢至极。在无言以对的时候，人们的举动怎么可能不愚蠢呢？关于戈尔巴乔夫的健康状况没有一句实话！对于国家不久的前途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解释。这次叛乱的公开的、表面上合法的、“温和的”和“乎缓的”特点暴露出一个致命的弱点——他们不能向人民开诚布公。他们这帮官僚分子显然不配做政治领袖，不善于词令，不会采取某种确切的、明了的行动。
弧光灯照在他们似乎连成一片的、令人生厌的腊黄色脸上。看了这场记者招待会的人都有一种在世人面前丢人现眼的感觉。亚纳耶夫竭力装出“坚定”也无济于事，带着这种坚定可以轻而易举地让一个国家和世界走向毁灭，因为他的这种坚定就是蒙着眼睛拼命前行。
他们终于气愤和沮丧地分手了，以便在各自的办公室里审视形势，考虑对策。
于是，他们按照俄罗斯人的传统习惯把重要的决断推迟到第二天早晨。
黑暗中的人们夜同的会晤
8月19日晚上，部长会议主席伊万·斯捷潘诺维奇·西拉耶夫走进我在白宫的办公室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请原谅，我需要回家，今晚我想和家人在一起。”从他的眼神中我仿佛看出：“失败是注定的，我已经老了，想最后看一眼妻子和孩子。”
我的最初反应有种不知所措的感觉。我能预料当所有人悄然离去时我感到怯懦，也能期待绝大多数白宫卫士们所表现出的战斗到底的决心，可现在出现的是第三种现象。
归根结底，政治家不是日本武士，他们没有写血书、对天盟誓。我很理解伊万·斯捷潘诺维奇，但这毕竟是一位领袖的临阵退却，它对留下来的人是一个沉重的精神打击。因此，我尽量把这个细节解释为一种必要的预防措施——必须有一名俄罗斯领导留在白宫大墙之外。此后，斯捷潘诺维奇进进出出，又几度返回……
我走近窗子，定睛地看了看一群大概是鲍曼学院的大学生。他们共100人左右，互相很依在篝火旁取暖。加里宁大街上的窗口在黑暗中闪着宁静的光芒，走廓内的嘈杂声终于停息下来。我一生中最难熬的一天已经过去，尽管等着我的依然是一个难以煎熬的夜晚。
西拉耶夫走后，我特别想见到自己的亲人。
我们彼此相距很近。我知道妻子随时都可能打来电话。从这个令我越来越难以忍受的夜晚的某个地方打来电话。
透过窗帘的缝隙(窗户用金属百叶窗遮闭着)或以看见一圈激动喧哗的人群，还有成堆的坦克，装甲运兵车几乎车轮挨着车轮地围成一小圈停在大街上。再就是像其他几个师一样在事先调到莫斯科的空降部队和图技师。就在不久前，我曾经到过图拉师。
大楼顶上放置了防直升机的铁棍，以防止载有战斗小组的军用直升机在楼顶上降落。
每个人都发了在遭到化学武器进攻时使用的防毒面具。我也试戴了一下，但防毒面具最多只能戴一个半小时，然后就会感到闷热，而且戴着它行走很不方便。
接待室成了一个用椅子、桌子和保险柜筑成的街垒——在遭到进攻时可以坚持数分钟。
我的意志不但坚强，而且神经系统也很健康。当时身体有种感觉：如果不能休息哪怕半小时，明天就会犯错误，就会作出不正确的决定。那就是一种殊死的冒险。于是，我强迫自己睡了半小时，然后又一跃而起开始工作。
我是这样休息的：我的办公室旁边站着一位手持冲锋枪的哨兵。而我这时实际上是呆在白宫大楼的另一例，一个只有两三个人知道的不醒目的小房间内。
尽管我们制定了各种计划，做了各种准备以应付可能的进攻，但总的情形仍然是极端危险的，白宫可以轻面易举地被攻下。两个响成一片、火焰冲天的火箭简就可以把一楼炸得干干净净。然后趁着滚滚的浓烟，专业小分队不费力便可以爬上我们这个楼层，更何况可以用直升机从上面进行助攻。
类似的作战行动已经被研究得十分透彻。
甚至还有关于此类作战的专业教科书。只有唯一的一样东西是教科书里没有写过只言片语的——那就是白宫大楼前的人们。从心理上讲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因为在作战时应当把这些人，这些一大堆活生生的人碾死或击毙。
★★★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我一直有一种感觉，似乎有某种神奇的东西始终在帮助我们。
尽管这一切说起来也非常简单，一方面是杀人的武器，由于它威力无穷、手段种种而被认为不可战胜。但要知道一切最终取决于人。然而，人们要么像坦克上的军官一样一无所知。要么各自为政，要么拒绝执行命令。而另一方面，我们这一方面情况恰恰相反——人们在最需要的一刻赶到了需要的地点。这不知是出于天赋的本能，还是因为受到某种动力的鼓舞……
众所周知，有一个由数人组成的狙击手分队本应在掩护下对我们采取行动。可这个狙击手分队恰恰被我们的一位狙击手发现了，因为最高苏维埃安全警察卫队各种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