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苏维埃“社会各界人士”的会议。当然，并非一切都如他们所想像的那样顺利，少数地方亦发出了抗议的声音。但从整体上看，旧的机构又一次表现出身手不见的本领。根据莫斯科的旨意，全国各个城市相继成立了由党的领导人、军人和地方负责人组成的特别机构。有些地方出现了区和市级规模的小型紧急状态委员会。一切都以外省所特有的从容不迫的方式自然而然地进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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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点整；在部长会议大楼内召开了都长内阁会议。处在神经崩溃边缘的帕夫洛夫主持了这次会议，实际上所有部长都支持实行紧急状态：有的人低头寡语，有的人热切激忿。这意味着从明天开始整个庞大的苏联工业将在紧急状态下工作。这才是真正可怕的。再过三天，我们将从另一个国家里醒来。对于这种随时可能实行宵禁、到处都是行政限制和检查制度以及在权利和自由领域实行“特殊措施”的政权体制，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了！
大为让我感到不安的是。苏联外交部的立场和俄罗斯外交部的对立立场。我们得到了来自各个使馆的消息——到处都宣布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虽然此时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首脑都亲自打电话对我们表示完全和无条件的支持，但这种趋向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
在这场国内冲突中，围绕军队立场的问题最多。
一方面，军人显然就是这场叛乱的主要推动力量。而且他们有理由不喜欢甚至怨恨戈尔巴乔夫。但另一方面，又有许多我们无法理解的东西。既然军队决定采取坚决的行动，并且实际上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既然“叛乱”行动动用了如此庞大的兵力——那么矛头该指向淮呢？指向一小部分民主活动家？指向白宫附近的人们？那么……那为什么所有军车的指挥员在三缄其口之后异口同声地说他们没有接到任何战斗命令？为什么士兵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把他们带到这里？为什么部队的换防中有某种令人莫明其妙的混乱？
我几次试图同亚佐夫元帅取得联系，想知道军队里的情况。终于，电话接通了。
亚佐夫讲话时语调忧郁，嗓音中透着某种压抑。在我的一再追闷下，他几乎机械地答道：同戈尔巴乔夫的联系中断，俄罗斯领导应停止对合法政权的罪恶抵抗，军队正在履行自己捍卫宪法的义务，等等。后来我才知道，那一天他处在多么严重的精神压抑状态。那天，他的妻子来到他在国防部的办公室，由于事先对丈夫的计划一无所知，因此实在是被吓了一跳。不久前她出过一次车祸，现在仍行走困难。她走进丈夫的办公室用颤抖的声音说道：“季玛，你与谁电话联系啦？你过去一直是嘲笑他们的！赶快给戈尔巴乔夫打电话！……”说完，她竟在一个强大国家的国防部长的办公室里哭了起来。…·亚佐夫回答说，与戈尔巴乔夫联系不上。
晚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本应举行记者招待会。他们想在会上证明自己行为的合法性。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公文包里装着什么样的讲话，又有怎样的耸人听闻的消息。尽管已经清楚，他们已经输掉了叛乱的第一天，但在记者招待会上许多情况会变得对我们不利。
事件的经过
1991年8月19日
俄罗斯总统号召莫斯科市民不要服从自封的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定，去奋起保卫俄罗斯联邦议会大厦。
总统的座机从福罗斯飞抵弗努科沃机场。机上有戈尔巴乔夫的私人保镖以及私人秘书兼速记员，同时还运来了总统的通讯设备。
电视台第一频道的《时代》节目中出入意料地播放了来自白宫街垒的真实报导。
塔曼师叶甫多基莫夫少校指挥的坦克排倒向了白宫保卫者的一边。
阿尔巴特大街的国防部大楼附近、苏波夫斯基广场上、在举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记者招待会的外交部新闻中心大楼旁边、商尔基大街、《消息报》报社附近、几家员大的中央报纸编辑部所在的《真理报》大街上都停着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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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想在此声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完全清楚地意识到国家正经受的这场深刻的危机。它将担负起对祖国命运的责任并充满信心采取重大措施以最快的速度使国家和社会摆脱危机……女士们，先生们，由于戈尔巴乔夫总统在最近6年的执政期内辛勤地工作……身体也自然而然地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损害。我希望我的朋友戈尔巴乔夫总统将返回自己岗位，我们将一起工作。”
在人们期待已久的记者招待会上，我国和外国记者们直言不讳地提问：所有这一切是不是军事政变？人们可清楚地看到亚纳耶夫和其他人的手在发抖，他们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当记者们提出戈尔巴乔夫健康问题的时候。他们闪烁其词地避而不答，拙劣地编造了一通梦呓般的谎言。这次记者招待会彻底失败了。
情况又一次表明，紧急状态委员会中没有领袖。帕夫洛夫躺倒了。看来他是用大剂量酒精加深了自己的生理危机；克留奇科夫没有参加记者招待会；至于亚纳耶夫，事实己证明人们对其自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