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提供一架飞往莫斯科的飞机，并保证与政府的通讯联系。他知道，这些要求现在未必能实现，但仍然需要做点什么，以给自己找一条施展自己能力的出路。
与我一样，对苏联总统来说，毫无希望地坐以待毙是难以忍受的。
便条被转送到负责“朝霞”(这是克格勃给戈尔巴乔夫的政府别墅的代号)的警卫头目手中，他立即给莫斯科的顶头上司打电话。于是一切就杳元音信了，等待戈尔巴乔夫及其家人的是美味的中餐和晚餐，观看电视节目，在有警卫的浴场散步。正如有人所写的，戈尔巴乔夫被关在“金笼子里”。
封锁“朝霞”的有3个军种：海军、空军地勤部队和边防军。
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苏联陆军武装力量总司令瓦·瓦连尼科夫和戈尔巴乔夫交谈后，就在克里米亚召集被叫来的各军区司令员会议，他向飞到克里米亚的高级将领们宣布，国家将实行紧急状态。
莫斯科军事装备的盛大检阅。用雷达、导弹和军舰所充实的戈尔巴乔夫的软禁，加上“核按钮”迟迟不肯转交给亚佐夫……从规模和可能造成的后果看，这次行动不亚于60年代世界所经历的两次全球性事件：加勒比危机和捷克斯洛伐克危机。
在我看来，这次阴谋的激进派——巴克拉诺夫、季贾科夫、瓦连尼科夫——预定了一个强硬的方案。叶利钦和俄罗斯领导人当然会反抗，为避免社会动乱必须以武力镇压他们的反抗。而那时……
由国内危机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所引起的苏联武装力量的战备状态，还不意昧着战争，这样的事情世界上已经发生过不只一次。然而所有的与戈尔巴乔夫的“不正确的”对外政策相关的问题将不复存在，苏联将夺回(实际是在一天内)昔日的至少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条约签订之前的那种对外政策地位。当然，将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某些复杂性，但是按叛乱领导者们的见解，国家的一个主要的战略问题将得到解决，对外政策的思想——帝国思想和强权外交将重新获得胜利。
调查的结果将证明我是否正确。然而，这次叛乱自始至终充满重大的矛盾，这点很快就会一目了然。
军工部门急于显示其强大的实力。瓦连尼科夫本人表达了这个意愿。早在19日他就开始从基辅打电话、电报，井口授紧急报告，要求立即停止“民主游戏”，枪毙“冒险家叶利钦”。巴克拉诺夫也从自己的角度对克留奇科夫、普戈施加压力。
然而，最后两个人清醒地知道：爬进流血的泥潭里容易，走出来则要困难得多。因为，最主要的是道德的、政治的优势在谁那里，社会舆论站在谁那一边，谁就会赢得胜利。
苏维埃体制长年磨炼出来的两个主管部门、两种立场、两种思维类型的利益发生了冲突——军工部门和克格勃的利益冲突。军工部门需要的是真正的迫使世界重新相信坦克力量的有力的叛乱，而克格勃则需要政权的高度纯洁的、优雅的过渡。事实上，两种目的都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场叛乱其实还在最初派出一个软弱的代表团前往克里米亚晋见戈尔巴乔夫的时候就失败了。据推测，像巴克拉诺夫、舍宁和瓦连尼科夫这种水平的领导者，戈尔巴乔夫是不会伯的。甚至他们自己也不相信戈尔巴乔夫会害怕他们，只是想暂时让他靠边站。这是一个愚蠢的想法。恬不知耻地捏造关于国家总统的患病，不仅不能说服任何人，反而会使局势更加紧张。
克格勃——作为政变的主要发动机，不想用鲜血政污自己的手，希望用坦克履带的轰隆声或偶尔的几声警告性炮轰赢得胜利。
对待这次阴谋的策略有两种不同态度，原因很简单：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中没有领袖，没有一个使自己的见解成为行动口号和号令的权威人物。
亚纳耶夫不能胜任这个角色，他是一个过于优柔寡断的人物。
那么，还有谁能担当“正式的领导者”呢？
19日早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8个人中的力量分配是这样的：
巴克拉诺夫、军工部门，还有它后面的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军队的最高领导者——被整个克格勃和尤其是侦察部门在内的观望态度所抵消。
普戈和亚佐夫在精神上已被所发生的事情摧垮，还在等着某人的指示，因此不能真正地影响局势。
季贾科夫和斯塔罗杜布采夫只能起纯表面上的作用。
正像我已说过的，亚纳耶夫没有作出独立决定的能力。
剩下的只有帕夫洛夫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影子”成员、议长卢基扬诺夫。这是两个完全可以承担责任的意志坚强而头脑聪明的官僚人物。
政治领导者们的常见病——高血压使帕夫洛夫病倒了。这不是什么花圈，他确实忍受不了不眠之夜、过量的酒精，主要的是承受不了强烈的神经紧张。作为政府总理，他大概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中唯一敢于公开和戈尔巴乔夫路线背道而驰、并与之发生直接冲突的人。他这位领导人积极支持军人们实行紧急状态是因为看到这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