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保持哪怕是表面的、形式上的主权，简言之，就是保持佐政权。以平等伙伴的身份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进行对话，几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应采取中立的立场，那样，可能还会给他们留下某种主权。至少，他们将保住内阁和某些特权。这是纯机械的、而不是政治的逻辑，是狡猾的、但却可轻易识破的外交手段。
他们怎么也不理解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公然反对联盟条约，面如果最高苏维埃会议赋予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以法律效力(这一点他们好像并不怀疑)，叛乱就会在一周内转变成不可逆转的全球性事件，它将震惊整个世界，更不用说震惊各加盟共和国了。军队将被派驻基辅、阿拉木图、塔什于和其他共和园的首都，在那里叛乱分子借助装甲车和坦克就地进行小规模的地方政变，那些听命于中央的地方紧急状态委员会将夺取政权。难道他们没有看到过类似事件发展的情况吗？
而克留奇科夫想促成的正是这种渐进的政变。他取消了拟定的逮捕行动，虽然一切都已准备就绪。正如我所说的，曾有过一个包括俄罗斯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自由派及莫斯科政府领导人在内的名单。外部监视系统开始工作了，以便能在一小时内逮捕所有被“记录在案的人”——但镇压的机器却突然刹闸了。
我想，克留奇科夫认为把所有的人逮捕起来当然是可以的。但是，第一，这会立即引起人们的抵抗，那么冲突和流血将不可避免。第二，这会过于急剧地丧失“戈尔巴乔夫的”解冻局面。新的领导人不仅将受到大量的国际制裁，还可能面临与世界完全断绝关系。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在全球各个角落都有着众多利益的国家——这是极其有害的。这个狡诈的情报人员考虑得很全面。
按克留奇科夫的想法，起恐吓作用的不是克格勃，而是军队。被运往和平城市大街上的大量军事装备，应能涣散民主派的意志。在武力面前进行反抗是愚蠢的。
克留奇科夫寄希望于机构的政变，寄希望于卢基扬诺夫这样的人物的出现，会急剧改变双方力量对比。当然，这并不是一开始就使这个叛乱看上去“非常可怕”的唯一原因。
19日早晨，对于紧急状态委员会来说，首要任务是向社会舆论界证明政变的合法性。
大约早晨10点钟，我彻底明白了：俄罗斯白宫将成为近期事件的主要进攻基地。
苏维埃大楼是什么样的建筑呢？这可能是莫斯科市里按特殊需要建筑的第一座如此规模的新一代大楼。建筑师契丘林进行了精心的设计。要走完大楼所有走廊，需要一天多的时间。大量的隔离式房间、办公室、地下仓库和大楼的地下出口构成了良好的安全系统。
就是说，我应该坐在白宫里，一直坐下去。我在这里坐的时间越长，对他们就越糟；围困的时间越长，对他们不利的政治丑闻就越多，已出现的情况不明的间歇越是持续下去，他们彻底失败的机会就越多。
我用某种新的凝聚的目光环顾着周围，觉得怎么也习惯不了这些冰冷的大办公室。难道我还要在这一个地方呆很长时间？真不知道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什么时候结束……
我，鲁茨科伊、布尔布利斯、西拉耶夫、哈斯布拉托夫、沙赫赖和其他俄罗斯领导人聚在一起讨论着卢基扬诺夫的声明所引起的新情况。面前放着我们的文件：已经被送往全国各地的俄罗斯领导人的告俄罗斯人民书和关于追究所有道反俄罗斯联邦宪法的组织和人士责任的命令草案。当时俄罗斯还是苏维埃社会主义的联邦，其宪法也是苏联的宪法。但即使按这部宪法，国家的最高首脑也该是总统。没有其最高领导机构的同意，不能把主权的俄罗斯纳入紧急状态！
窗外，停着一辆坦克，看似荒唐却是实实在在的。我再次看了看窗外，一群人围着一辆装甲车，司机从窗口探出脑袋。人们不怕靠近它，何止是这样，简直是扑到达些坦克底下。即使是苏维埃体制培养出来的苏联人也不怕子弹的迎头射击，不怕坦克的履带，不怕无线电和电视每时每刻播放的威胁他们的刑事责任。
突然，我感到一种强烈的心灵撞击——此刻，我应该到那里，和他们站在一起。
准备这个简单的行动无需多少时间。警卫已跑到街上，我也毅然地下楼走向人群，爬上装甲板，挺起胸膛。也许就是在这时。我才清楚地感到：我们不会失败，胜利属于我们。同时也感到我与我周围的人们心心相印，团结一致。他们人很多，吹着曰哨，大声呼喊着。人群中有许多新闻记者、电视摄影师和照相师。我拿起一页告俄罗斯人民书，喊声停止了。我念起来，声音很大，声音几乎变了调……然后我和坦克指挥官及士兵们交谈，从他们的脸上和眼睛看出：他们不会向我们开枪。跳下坦克后几分钟，我又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但已经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了。
这个临时举行的集会并没有准备什么特殊的宣传技巧，但走出人群后。我感到自己精力充沛，内心极度地轻松。
★★★
戈尔巴乔夫通过自己的助手切尔尼亚夫在中午时转交给警卫一个便条，要求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