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及他惯于在政策问题上摇摆，都给以后意见交锋的整个过程打下烙印，而他的反列宁主义、反布尔什维主义的立场自觉不自觉地给后来的每一次观点分歧投下阴影。
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对加剧斗争也起了作用，他公开以粗暴地同思想敌人斗争为骄傲。他所具有的意志坚强、目标明确的特点同容不得不同意见、多疑和其他不良特点交织在一起。使他变得不仅仅是粗暴，而且毫无理由的严厉，甚至是残酷，后来的事情证明了这一点。
问：随着托洛茨基主义的被粉碎，斯大林的威信也随之提高了吗？
答：现在，许多人都习惯于认为，几乎从1917年起斯大林就广泛闻名于全党、全国。实际上，他的个人知名度在1923年还很低，大大的逊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和当时其他一些著名领导人。顺便提一句，1923年在《星火》周刊刊登的斯大林像，大概属于群众性刊物第一次刊登的斯大林照片之一。十年之后著名德国作家卜费希特万格来到苏联，看到的已是各地都悬挂着被他称为“蓄小胡子的人”的画像。
斯大林的威信仿佛是逐步提高的。随着他的中央书记地位的巩固，他积极参与国家生活的作用变得更加明显了。1923年—1924年期间他和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其他党的著名活动家一起发表的揭露托洛茨基主义的著作客观上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列宁主义政策。这还明显的表现在后来在1925年战胜“新反对派”（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粉碎了1926年—1927年的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反党集团、肃清20年代末期党内右倾倾向（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上。在这场斗争中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于1926年被开除出政治局。托洛茨基于1929年被驱逐出苏联。同年及1930年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被解除政治局委员职务。
问：不难发现，到1930年初，1924—1925年党的领导机构中7名政治局委员就剩下斯大林一个人了。
答：这并不意味着战胜反对派、制订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功绩象30年代所说的那样只属于一个人。怎么能忘记1925年10月过早地离开人世的米·瓦·伏龙芝和1926年六月全会上在激烈的发言反对反对派的时候心脏停止跳动的菲·埃·捷尔任斯基同托洛茨基主义展开的一贯斗争呢！安·谢·布勃诺夫、谢·米·基洛夫、斯·维·科肖尔、瓦，弗·古比雪夫、格，康，奥尔忠尼启则、格·伊·彼得罗夫斯基、巴·彼·波斯蒂舍夫、扬·厄·卢祖塔克、弗·雅·邱巴尔也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同绝大多数中央委员一起为党集体制订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做出了贡献。
在20年代下半期的历次党代表大会上，尽管反对派（特别是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索科利尼科夫）声称权力都集中于斯大林手中，但是，党和国家的事务一直表现出集体领导的性质，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与此同时，还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1925年）伏罗希洛夫就已指出，斯大林是“中央政治局的主要委员”，而4年以后，他在1929年发表了一篇题为。斯大林与红军。的文章，文章在散播对斯大林有利的歪曲苏联社会的历史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出版（1938年）使这种曲解更臻完备。斯大林曾积极参加揭露托洛茨基提出的党的“两个领导”的构想，可是后来他却独出心裁地利用了这一点，力促灌输这样一种观点，即正是他和列宁发动了十月革命、他和列宁是苏联人民所有胜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问：那么，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包括指出斯大林严重缺点的事，1924年以后就这样被忘却了吗？
答：没有。在党内斗争扩大时不断有人提到这些文件。最后一次是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根据大会决议，大会的简报收人了列宁口授的记录，以后本来还应当收入列宁文集公开发表，但后来大会的决议未能执行。相反的情况也不可能发生，因为发表这些文件与宣扬对斯大林的迷信相抵触，这种迷信是在党内由托洛茨基的派别斗争以及后来和托洛茨基结成联盟的“新反对派”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派别斗争所造成的紧张气氛中慢慢形成的。
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指出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事件不是偶然的。他们在1923—1924年和党一起反对托洛茨基主义，随后又同托洛茨基结成联盟。列宁患病期间形成的和在列宁逝世后头几个月维持着的领导核心分裂了，争权夺利的无原则斗争不能不使党的老近卫军受到打击、动摇它的威信，减少它对解决问题发挥作用的可能性——所发生的这一切，正是列宁1922年所担心的。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专横的权力悄悄地确立了，他偏离了列宁的集体领导原则。
米·谢·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指出：“在列宁生前就出现的一些分歧，在新形势下又表现出来了，而且更尖锐了。众所周知，列宁曾警告过发生这种危险的可能性。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他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