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起义计划，出卖了该计划，随后，在1917年11月和一些中央委员一起成为建立“联合政府”的支持者）当然不是偶然的，但这种事件“也可以少归罪于他们个人，正如非布尔什维主义可以少归罪于托洛茨基一样”。在年轻的中央委员中，弗拉基米尔·依里奇特别重视布哈林和皮达可夫，认为他们是最优秀的人，同时指出，虽然布哈林“应当被人认为是全党所喜欢的人物”，但“要把他的理论观点算作完全的马克思主义的，那是值得怀疑的”。而皮达可夫，太热中于行政手段，“在严重的政治问题上是不能信赖他的”。在贯穿着维护党的统一的深刻关怀的信件中，列宁注意到上边提到的六个中央委员的弱点，但这不意味着要把他们排除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层之外，其中也包括斯大林。列宁只是建议把他调离总书记一职。
问：那么，正如列宁所阐述的那样，他预见到中央内部有可能发生冲突，因此，他非常关心，希望能保持党和社会主义本质所固有的集体领导和民主原则？
答：这正是列宁遗嘱的重要方面之一。根据这些遗嘱，总书记应同中央委员会及其各机构共同保证党的实际的集体领导制，发展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弗拉基米尔·依里奇认为，在总书记的岗位上应是一位比斯大林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对同志更关心、不热衷于行政命令、不粗暴的共产党员。列宁发现斯大林太粗暴，他目光敏锐地指出：“粗暴总的来说在政治中通常起到最坏的作用。”斯大体性格的这个特点尤其表现在对待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无理的狂妄态度上，他粗暴的斥责她、怀疑她是否不顾医生的禁令记录了列宁的话，这一点引起列宁的极大愤慨。列宁得知这个消息后，于1923年3月5日口授了一封给斯大林的信（其副本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要求他道歉，并指出，否则就和他断绝关系。第二天他请人把信亲手交给了斯大林，就在这个时候，即3月6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了。4天之后的一次新的发作，加快了右侧身体的瘫痪，列宁失去了说话的能力。
问：这发生在列宁已不能参加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的几个星期，那么，他的《给代表大会的信》是否就不为人所知了？
答：不完全是这样。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谈到中央领导状况的口授记录没有包括《给代表大会的信》的内容，信的某些部分在1922年末和1923年转交给了中央委员会，其中所合的列宁的指示在党的决议中得到体现，而列宁的《关于民族或者“自治化”问题》的口授记录于1923年4月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向各代表团进行了宣读。
问：一年以后，即1924年5月，列宁评价几位中央委员的口授记录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也向各代表团宣读了吗？
答：1924年5月18日，党的第十三代表大会召开前5大，记录和其他一系列文件由克鲁普斯卡娅交给了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主持的列宁文献征集委员会。提醒一句，他们三人同李可夫、托姆斯基、托洛茨基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根据他们收到列宁文件的报告，1924年5月21日中央全会做出决议：“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愿，把文件的宣读转交给代表大会，在各代表团内宣读，规定这些文件不得复制。在各代表团内的宣读工作由伊里奇文件征集委员会成员进行。”
问：就是说，在各代表团内宣读列宁的文件是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进行的，在该问题上代表大会只局限于扩大中央委员会的人员吗？
答：是的，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3人，但是以列宁参加的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为基础形成的。在1924—1925年的这届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次全会上产生了7人政治局。他们是：尼·伊·布哈林、格·叶·季诺维也夫、列·波·加米涅夫、阿·伊·李可夫、约·维·斯大林、米·巴·托姆斯基、列·达·托洛茨基和6名政治局候补委员：菲·埃·捷尔任斯基、米·伊·加里宁、维·米·莫洛托夫、扬·厄·卢祖塔克、格·雅·索科利尼科夫、米·瓦·伏龙芝。会上斯大林请求解除他的中央总书记的职务，请求没有被批准。为什么呢？可以这样推论，代表大会和它之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从以下这点出发，即在列宁1922年至1924年初患病期间已经形成了一个领导核心，这个核心会从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得出结论，并将按照党的奠基者和领袖所嘱托的那样保证对党进行集体领导。
问：但我们今天知道，后来，事情的发展很不简单……
答：问题就在于此，很不简单，耐人寻味。还在1923年托洛茨基分子就利用列宁患病之机企图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进行修正。而今，在联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后，托洛茨基正如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鉴定的那样露骨地表现出权势欲，妄图用托洛茨基主义偷换列宁主义。从思想上粉碎这股反列宁主义的逆流已经在我们的著作中得到阐述，所以没有必要再去重复其结论。须要指出的是，托洛茨基热衷于搞派别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