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内务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的监视。他这样做是得到允许的。当然，只要不违背“个人迷信”制度的基本原则：镇压机关应当直接归第一把手管，归根到底只能由第一把手控制。一般来说斯大林所熟悉的一些人的命运只能由他本人决定，其他任何人都不能插手。贝利亚其人对此也毫无办法。例如，贝利亚憎恨彼·列·卡皮察院士。他借口说卡皮察不研究原子裂变问题，而集中搞最新的、简单的和便宜的氧气生产（顺便提一下，这对整个工业是极其重要的！），便想方设法先把卡皮察的苏联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的职务撤掉，然后又把他的制氧工业局局长的职务撤掉。卡皮察被迫在自己的别墅里建立了一个小试验室，闭门不出。但是，贝利亚始终没能使斯大林批准同意逮捕卡皮察，因而贝利亚也就没能动卡皮察一个手指头。
了解情况过多的人通常是讨人嫌的。贝利亚的才能也表现在对这一点的理解上。他在非常长的时期内未让斯大林对他贝利亚产生类似的想法。但是，轮到他的时候终于来了……50年代初，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被授权逮捕贝利亚的亲信，例如白俄罗斯国家安全部长察纳维和其他一些人。发生了所谓“明格列尔案件”（贝利亚的许多帮手是他从自己的老乡中网罗的）。在向斯大林报告案情进展情况后，斯大林指示：要抓当大官的明格列尔人。斯大林可能认为，阿巴库莫夫也“了解许多事”，而且可能同贝利亚过往甚密，结果，这位部长也被斯大林撤换了……
但是，正好在1952年一桩更急和更严重的“医生放毒案件”吸引了斯大林的注意力。新任部长、原来的党务工作者伊格纳季耶夫是一个天真幼稚的人。他没有找到这群被捕的医术高超的医生的罪证以及证明他们进行破坏活动的任何材料，只有在克里姆林宫医院工作的叫季玛舒克的人写的一封信。而且，医生当中谁也没有招供！这个部长当着几个政治局委员的面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斯大林（政治局一般地不举行定期会议，被请到斯大林的别墅的人一起吃晚饭，这本身就算参加了会议）。而这个部长得到的回答是：如果你找不到罪证，而他们又不招供，那你也要到他们呆的地方去……随后医生就“招供了”，在干这类勾当方面比这个新部长更老练和更有经验的侦查人员制造了罪证。
1953年3月初的一天夜里，患高血压症的斯大林去浴池洗澡。室内只有他一个人，沙发上有准备好的床铺。他每天过了12点甚至午后1点起床，如果没有他召唤，谁都不能到他那里去。这天过了两点、三点、四点、已经是五点了，也没有听到召唤声。不安的保卫人员不知道他们该怎么办。最后，去叫女厨师，她是一个很早就在“主人”这里工作的已过中年的普通俄国女人（可能她是斯大林还信得过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中的一个）。她敲了门，但没有回答，再敲得狠些也一样。最后，决定撬开了门。“主人”躺在离沙发不远的地板上。病情很重，全身瘫痪不能说话。他只是愤怒地看着周围的人和来的医生（巳是新的医生！）。政治局委员得到马林科夫的通知来到了别墅。又过了三、四天。
一个时代结束了……
但是，贝利亚还不理解这一点。他公开地不表示悲哀。按他的盘算，一切都再好不过了。正式的“接班人”马林科夫——因为他刚刚在1952年末举行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作了总结报告——是个软弱的人，处在他贝利亚的影响之下。现在，他贝利亚不仅不须要怕斯大林了，而且自己实际上就要成为整个国家的掌舵人。
厚颜无耻的贝利亚觉得没有必要掩饰自己的感情。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已经看出口利亚的欣快心情。于是瓦西里随便地制造了一个流言，说他的父亲是被“治死的”，甚至可能是被毒死的。后来国外著名的“苏联学家”阿夫托尔哈诺夫开始“论证”这一流言，附和瓦西里。瓦西里曾发疯地幻想：要是他父亲能够重新说话，那么他的父亲就能够下命令，枪毙政治局里所有敢于比他活得长的人。
在这个时候，贝利亚还“美化自己”。他大概是回忆了1938年的情况后，开始重新审理“医生案件”。“老板”刚刚死后，医生就平反了，被释放了，而以柳明为首的几个侦查人员则被判了死刑。不是单纯地使几个侦查人员当了“替罪羊”，而是要完全用惩办使医生遭到不幸的凶手来向所有的人表明，时代好转了，而这应归功于贝利亚。
时代确实是变了，但是这个诡计多端和罪行累累的人还没有明白，时代往哪个方向改变。贝利亚认为，党早已在精神上被镇压机关压垮了，它永远不能恢复它在社会中的作用了。他不能理解，他关干一个人价值的衡量本身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因为他的衡量是基于对“宫廷政变”把戏的理解，而不是基于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解。这个社会推翻了贝利亚自己，他的机关，化了20年时间建立起来的令人厌恶的机器。
1953年的夏天到了，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一次政治局（斯大林死前将其改称主席团）会议的过程中，叫来了一群苏联元帅和将军，他们受命逮捕贝利亚，并把他押送到莫斯科卫戍司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