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个钟头的觉儿，有用拔喉管胁迫我承认的，有用橡皮棍子毒打的……我被这一切弄到了半身瘫痪的地步。在四周的谎言和严寒里，在那些进行着破坏工作的小人和姐虫中，我处于半僵死状态。请指出来吧，在我们苏联也能象其他文明国家那样，有获得真理的可能。真理必将放射出光芒！……”
囚徒的希望落了空：信根本无人审理，给维辛斯基写的那封信也是这样。维辛斯基后来在审判中用拙笨的问题折磨这位被告，当时他已“屈打成招”。让我们引用一次这样的“审讯”（如果能这样称呼的话）的例子：
维辛斯基：您怎样说明您被雅哥达雇来策划杀害古比雪夫和高尔基时的情绪？您当时有反苏情绪吗？
普列特尼奥夫：有过。
维辛斯基：您把这种情绪掩饰起来了？
普列特尼奥夫：是的。
维辛斯基；在毒害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的事情上，您和莱温一块制订的计划是什么内容？
普列特尼奥夫：把身体搞得疲倦不堪，这样来降低抵抗力。
维辛斯基：一直到人的体力可能承受的极限？
普列特尼奥夫：是的……
维辛斯基：利用疾病为的是要干什么？
普列特尼奥夫：为的是要采用错误的治疗方法。
维辛斯基：为了什么目的？
普列特尼奥夫：为了毒害高尔基。
维辛斯基：这就是你们的计划？
普列特尼奥夫：是的。
维辛斯基：你们实现了这个计划？
普列特尼奥夫：是的……
维李斯基：对瓦列里安·弗拉基米罗维奇·古比雪夫，您也是同莱温一起制订了毒害他的计划的？
普列特尼奥夫：也是，同莱温一起……
没完没了的、明摆着的稀奇古怪、荒谬绝伦的问题，“被提示式”的回答，和一成不变的“是的”。这个极其纯洁善良而又被无比凶残的“审讯”摧残的人，是以何等折磨人的痛苦，艰难地重复着这个荒诞无稽的“是的”，他为这种驯顺付出了何等痛苦的代价？！
这是一出精心导演的可怕的戏剧。现在我们知道：30年代的一些非常“法”不是建立在根据之上，而是建立在口号和指示之上的。假如本人自己承认，说声“是的”，那还需要什么呢？要证据、见证和技术鉴定干什么？……被告认可也就是证据，这就是“法”，据此可以实行判决。实行真正的技术鉴定仅是在50年代中期和后来在最近为普列特尼奥夫及其同事恢复名誉的年份。苏联医学界最有权威的专家做出了一致肯定无疑的结论：根据对阿·马·高尔基和瓦·弗·古比雪夫病历的仔细研究，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说，对他们的治疗是正确的，并没有犯什么错误。在这起刑事案中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或多或少可资证明被告有罪的医学证据！认定有罪的判决所依据的只是被告人的供词——假日供。
在多卷的刑事卷宗中，有一卷中有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普列特尼奥夫1940年5月26日给维辛斯基的一封信，信中是这样写的：
“……当我不做退让时，侦讯人员的的确确说了如下的话：如果最高领导认为你有罪，即使你百分之百无辜，那你反正也是有罪的……”
30年代的法官就是这样“玩弄”法律的。上面一有指示，那就一定要找出罪人！这位检察宫能对自己的牺牲品答复什么呢，如果他本人就是这个可伯体制的合伙发明者？
贝利亚对给他的信避而不答，尽管普列特尼奥夫也向这个丧尽天良的人发出了呼吁：
“所有认定我有罪的文件都是假造的。用暴力和欺骗强迫我‘坦白’……连续15—18个钟头的审问，强制性的不准睡觉……已使我心理失常，这种时候我已不清楚我干了些什么……我任何恐怖组织也没有参加过，什么过失也没有。我现在为什么该死？我要向全世界大喊，我无罪。意识到自己无罪，死是难受的……”
这些信除了在有限的官员范围内，没有任何人阅读过。现在让人们了解一下它们吧，让人们听一听这样一个人的声音吧，他甚至在自己最可伯、最无望的时刻也没有丧失这样的信心：“真理必将放射出光芒……”
被监禁在牢狱中、被革出教门的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普列特尼奥夫，他的名字已多年没人公开提起，他的著作也被没收并遭到禁止。但是，这位教授纯洁无瑕的形象仍留存在铭感他的学生和战友们的心里。近日，我们有幸同苏联医学科学院通讯院士、苏联医学史著名学者B·A·彼得罗夫进行了交谈。他本人认识普列特尼奥夫教授，并且曾在联盟院十月大厅里旁听过审判。他回忆道：
——我作为医学系三年级的学生，曾邀请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为我们讲过几次课。这是一位在大学生中很有名望的人物，他和蔼可亲，谦恭有礼，学识非常渊博。在他的课堂上，青年人团团围坐，把我们最大的教室挤得水泄不通。我们知道，教授是医师进修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