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有细节、引文和评述。因此，叙述其他的审判就显得是简单重复。情况是相同的。只不过在第一次审判中还没有指控被告是间谍。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但是已经接近，因为他们实际上得到社会舆论对其任何举动的无条件的支持：来自上面的一切都受到一致拥护。
1936年8月历日，在《消息报》第二版右上角登出了一条简短的报道《在苏联检察院》。它简要地报道了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已提交法庭审判。但是，所有报纸立即表达“劳动者的愤怒”：“对敌人毫不留情”，“把坏蛋消灭掉”等等。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学者和文化人士通过了决议；召开了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和党员大会；一些最先进的公民单独写信和附署集体信件，向斯大林同志表示忠诚。还没有看到被告的供词、判决，可是“群众”已经怒火中烧。社会变成了人群。可是，究竟所有这些要求消灭坏蛋的决议的真诚程度有多大呢？我不知道，什么也不能确定。但是，难道说人群的疯狂的冲动不是真诚的吗？
整个这次运动发生在全国讨论已被称为“斯大林宪法”草案的时候。无线电不知疲倦地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象苏联这样，“人民如比自由地生活”。《消息报》刊载一篇题为《人格的不可侵犯性》的文章说：法官和检察官应该“首先审理案件，然后实行逮捕”，“迟早应该提出允许辩护人出席预审的问题”，甚至提到了“人身保护法”，这是许多世纪以前论证无罪假定的文件。人们也读了这篇文章。可是却立刻要求“把坏蛋消灭掉”，尽管还没有开庭。
这种双重的道德观念被粗暴地、执着地、大规模地加以灌输。很少有人想到法制。在人们的意识中，法律与永远正确的“政府”的行为混为一体。
可是，出现了怪事。审判进行的第三天，《消息报》上登载一封信：“发自巴黎。致人民委员会主席。尽管被告季诺维也夫及其同伙一直是社会党国际和国际工会联盟的最凶恶的
敌人，我们仍然不能不提出一个请求：给予他们一切诉讼的保障，允许他们有完全独立于政府的辩护人，不要判处他们死刑，并且无论如何不要实施什么剥夺其上诉机会的法律程序。社会党国际主席德布鲁凯尔，国际工会联盟主席西特林。”
多么天真的人们！他们不能够理解所发生的事情。因此，他们自然地立刻得到了应有的回击：“将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杀人犯的辩护人钉到耻辱柱上！”这就是回击。这一文告想必会使人清醒吧。但是，难道投机商会倾听“理智的声音”吗？况且，天真的巴黎人在谈论保障、辩护人和上诉问题时，根本不知道1934年12月1日前这里已经在“法制方面”进行了必要的准备。我想，现在了解一下这个问题也是满有意义的。
那年7月10日，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改组为内务人民委员部。附设一个非诉讼机构“特别会议”。其成员包括苏联检察院检察长。这样，不但被赋予“法律之权柄”，而且能“监视”它。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遭害的当天，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关于对待准备和进行恐怖活动的规定》的决议。同一天就作出了决议！是效能高吗？这样短的时间就制定一个法律文件吗？抑或是有对事件预见的特殊天才？不过，事实是文件有了，并且由它确定了此前从未有过的《规定》。审前调查的期限不超过10天；审前一天提交起诉书，检察员和辩护人“双方”都不参加审讯；废除上诉，甚至不准请求宽恕，立即枪毙。（1937年这种规定施用于破坏行为案件。但是，程序这样简化还嫌不够。根据卡冈诺维奇的建议，非法庭的审理可以判处死刑，而莫洛托夫则以案件太多为由，建议大体上“判定”后立即按名单枪决）
显然，同样也进行了“社会舆论”的准备。开始时，反对派“在思想上被粉碎了”，其最主要的代表被撤职，开除出党。后来，他们表示悔过，于是对其宽大：1933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甚至恢复了党籍。
这一切过后，公开审判的闹剧本应向世界展示客观事实和真实情况。被告有“机会”在全世界面前招供。审判的组织者也关心起“诉讼问题”。在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审判时，他们只不过是给了“不请自来的辩护律师”以坚决的回击。而在审判皮达可夫和拉狄克时，维辛斯基的起诉中已有整个一节冠以《程序问题》的题目。他竭力证明，似乎审前调查合乎规定，法庭遵守一切法律程序。维辛斯基的表白此前已为被告们自己的供词所佐证。
摘自审讯诺尔金的速记记录（他全部招认）：
维：或许，有人向您逼供？您大体过得怎么样？监狱里的生活条件怎么样？
诺：非常好。您问的是外部压力吗？
维：是的。
诺：任何压力都没有。
维：可以不叫人吃好。不让人睡觉。我们知道这些，从资本主义国家监狱史中知道的。可以不让人吸烟。
诺：任何类似情况都没有……我懂得顽抗没有希望，懂得必须揭发全部事实。
法学史上未必有过原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