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２年～１９８４年）
１９８２年１１月，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逝世，尤里·安德罗波夫接替勃列日涅夫的领导职务。自勃列日涅夫逝世以后，中苏两国的关系平稳地发展着。
中苏两国的贸易关系得到了扩大，文化和体育交流更为频繁。与此同时，中苏每半年举行一次副外长级会谈（从１９８２年开始），讨论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但是，对于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些会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因为中国一直坚持在大范围内维护本国安全的立场，这包括：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结束苏联对越南的支持、削减苏联在中国边境地区的武装部队。另一方面，苏联谈判代表则希望谈判应限于纯粹讨论双方悬而未决的问题。
８０年代初，中美关系恶化（见第十章）之后，北京政府似乎要在两个超级大国中间保持中立。这一时期，中国的对外政策强调中国要坚持独立自主和不结盟的立场。１９８３年下半年，中美关系有了改善。中国领导人没有像美国人那样高唱反苏调子。但是，中国人的其他做法，加剧了中苏关系的恶化。例如，中国发展同东欧、西欧以及日本的关系，并把这些国家当作抗衡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砝码。再者，１９８４年上半年，中越又在边境地区发生了武装冲突。中国的行动遭到了苏联的抗议。苏联声称中国侵略了越南。
１９８４年２月，安德罗波夫逝世，康斯坦丁·契尔年科接替了安德罗波夫的领导职务，他对中国采用了一条强硬路线的政策。许多重要事件表明了苏联政策的趋向，这包括：使东西方关于削减中程核导弹的谈判陷入僵局（１９８３年１１月苏联停止进行这种谈判）；１９８４年初，苏联对阿富汗发动了新的攻势；１９８４年７月，苏联抵制参加美国洛杉矶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上述事件减弱了改善中苏关系的势头，但是，这些事件并没有能够阻止中苏关系的改善。１９８４年７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访问了莫斯科。
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的讲话（１９８２年３月）
１９８２年３月２４日，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了讲话。在讲话中，勃列日涅夫反复强调，苏联已主动提出再次举行中苏边界谈判。这方面的内容在苏联２月１日的照会中也曾提到过。此外，他呼吁中苏应该实现关系正常化。《金融时报》把勃列日涅夫的讲话描述为，是“自中苏两国存在边界争端，特别是１９６９年中苏边界战争以来最明显的和解姿态”。
勃列日涅夫说，“我党和苏维埃国家在苏中关系问题上采取的原则立场已在苏共二十五大和二十六大的决议中作了明确的阐述。我想在这里补充如下几点：
“第一，尽管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公开批评中国领导所奉行的政策（尤其是对外政策）中许多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与准则的观点，但我们从来也不想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部生活。我们过去没有否认，现在也不否认中国存在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虽然北京在世界舞台上同帝国主义的政策相呼应显然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利益。
“第二，我们过去和现在从未以任何方式支持所谓“两个中国的概念”，过去完全承认、现在仍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岛的主权。
“第三，从苏联方面来说，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过任何威胁。我们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对中国提出任何领土要求，并准备在任何时候继续就现存的边界问题举行谈判，以便达到彼此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我们还准备讨论关于在加强苏中边界地区的相互信任方面采取可能的措施的问题。
“第四，我们清楚地记得那个友谊，与同志般合作的纽带将苏联和人民中国联结在一起的时代。我们从不认为我们两国间的敌对和疏远状况是正常的现象。我们愿意在不带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就双方可以接受的，在互相尊重彼此利益、不干涉彼此事务和互利的基础上，当然是在不损害第三国利益的情况下改善苏中关系的措施达成协议。这将既涉及到经济、科学和文化关系，也涉及到政治关系，但是这要看双方将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在其中的任何一个领域采取某些具体步骤……”１９８２年３月２６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作了评论。他说，“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
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改善关系的障碍（１９８２年５月～９月）
１９８２年３月１３日至２１日，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米哈伊尔·贾丕才（１９８２年１２月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访问北京。这是继勃列日涅夫逝世以后，中苏两国外交部的第一次接触。尽管官方把贾丕才的北京之行说成是应苏联驻华大使的邀请而进行的私人访问，但是，贾丕才同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于洪亮举行了会谈。根据非官方报道的消息透露，１９８２年８月，于洪亮访问了莫斯科，商谈重新恢复中苏边界争端的谈判事项。９月１５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一旦一切安排就绪，中苏即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