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边界谈判。
１９８２年春夏两季，中苏两国的接触增多。４月份，两名中国科学家参加了在杜尚别（苏联塔吉克斯坦的首府）举行的国际专题讨论会。６月份和９月份，苏联运动员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体育比赛。７月份，两名苏联经济学家访问北京，这是自１９６６年以来，苏联经济学家第一次访问北京。
然而，双方都未能采用更为灵活多变的立场，中苏重新举行双边谈判的步骤未能实现，谈判一开始就陷入了僵局。中国发言人重申，改善中苏关系存在着三大障碍：①苏联在蒙古和中苏边界部署了大量的苏联军队。②苏联武装干涉阿富汗。③苏联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中国发言人声明，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然而，据日本的军事信息透露，据估计，中苏两国在边境地区都集结着大量的军队，其中，苏联军队有４５万人，中国军队有１５０万人。苏联谈判代表指出，中苏谈判应局限于讨论双方悬而未决的问题，不应该涉及到影响第三国的问题。在这一时期，双方在各自的政策声明中，都反复强调了上述的立场。
当贾丕才访问北京时，１９８２年５月２０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苏联对中国没有领土或其他要求。苏联任何时候都准备继续举行边界谈判。但是，文章批评中国“拒绝支持和援助蒙古人民共和国，拒绝支持和援助印度支那各国和阿富汗。中国单方面要求苏联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边境地区撤走武装部队，承认自己“有权”向苏联领土扩张。文章评论道：“中国罗列了解决中苏边界争端的各种各样的先决条件，这表明，从中国方面来说，中国并不希望找出一条走出中苏关系在此时已进入死胡同的路子”文章署名为伊戈尔·亚历山德罗夫（这是苏联发表半官方政策声明的常用笔名）。
１９８２年９月１２日，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主席一职已被废除）。他在讲话中多次要求苏联：减少部署在中国边境地区的苏联军队，停止支持越南占领柬埔寨，从阿富汗撤军。１９８２年９月１日，在胡耀邦为中共党的第１２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胡谴责苏联和美国是“霸权主义。”在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中，去掉了“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提法，而在前一部党章里，曾包含有这些内容。
在此之前，即１９８２年８月８日，《北京周报》曾发表文章指出，“在苏美两国的竞争中，因为苏联处于攻势而美国处于守势，因此，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来自苏联。”
１９８２年９月２６日，勃列日涅夫在巴库发表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认为，在我多次讲到的平等、互相尊重和互利的基础上，逐步改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直至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这是非常重要的。”
９月２７日，中国政府总理赵紫阳在同正在中国访问的大平正方（当时任日本首相）的会谈中说，同苏联建立关系是有困难的，需要时间，苏联必须采取措施排除威胁中国安全的障碍。这些障碍是：苏联在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部署了大量的军队；苏联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苏联侵占阿富汗。最后他又说，中国并不希望“打苏联牌反对美国，打美国牌反对苏联”。当然，“也决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
副外长级会谈（１９８２年１０月）
１９８２年１０月５日，中苏副外长级会谈（官方报纸称会谈为“磋商”）在北京举行。１０月２１日，会谈结束。苏联代表团由列昂尼德·伊利切夫率领。伊利切夫曾在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７８年率领苏联代表团在北京举行中苏边界谈判（见第十章）。１９７９年又率领苏联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谈判（见第十一章），中国代表团由钱其琛率领。
因为双方不同意公开会谈的细节，因而中苏报刊没有发表会谈的正式声明或公报。但是，１０月７日，中国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在东京说，在会谈中，中国要求苏联撤走在中苏边境地区的６０万军队。另一位中国领导人发表声明指出，在会谈中，中国提出了柬埔寨问题和阿富汗问题。另一方面，苏联代表团在会谈中，只限于讨论双方的贸易、经济和文化交流问题。双方同意，中苏会谈应在北京和莫斯科轮流举行。
勃列日涅夫逝世和中苏恢复争论（１９８２年～１９８３年１月）
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１０日，勃列日涅夫逝世。他的逝世进一步推动了两国日益发展的关系。１１月１４日，中国外交部长黄华飞往莫斯科，参加１１月１５日举行的勃列日涅夫的葬礼。他会见了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黄是自１９６４年周恩来总理访问莫斯科以来，中国最高级别的部长访问莫斯科。同时，黄华同葛罗米柯的会晤则是自１９６９年周恩来在北京同阿列克谢耶·柯西金会晤以来最高级别的会晤（见第十三章）。
勃列日涅夫的葬礼结束后，尤里·安德罗波夫举行了简短的接见仪式，接见各国代表团的领导人。在接见时，安德罗波夫同黄华谈话的时间最长。
黄会见葛罗米柯以后，塔斯社对此进行了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