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６年～１９６９年）
随着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至１２日中共中央第八届第十一次全体会议的召开，开始了中苏论战新的转折点，这次会议正式批准了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针。８月１３日①发表的一份长篇公报重审了中国党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敌对态度，拒绝了在越南问题上与苏共的合作。虽然这个公报只是重复了中国党过去曾屡次表达过的观点，但是，这个被中央委员会正式通过的公报被西方观察家看作是中国党与苏联党关系彻底破裂的标志。
中共公报断言，苏联的政策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维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统治，在社会主义世界实行资本主义复辟。”苏联对越南的政策是“表面上支持越南的事业，但实际上背叛了越南的事业。”公报继续说：“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共同敌人。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美帝国主义。必须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奉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政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中，进行分裂破坏和颠覆活动，积极为美帝国主义效劳。他们当然不包括在这个统一战线之内……”在过去的四年中，两党关系破裂的扩大，可以用１９６６年８月的中共公报和１９６２年９月２８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之后所发表的公报之间的对比来加以说明。１９６２年的公报宣称：“现代修正主义者是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与苏共发展友谊，互助和合作的关系”是中国的政策；公报同时表示拥护１９５７年莫斯科宣言和１９６０年莫斯科声明。而这个新公报则把苏联领导人说成是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对苏共采取了一种强烈的敌对态度。并且，没有提到１９５７年莫斯科宣言和１９６０年莫斯科声明。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最猛烈地谴责苏共为“修正主义者”的那些人中间，有邓小平——他在１９６０年莫斯科会议上和１９６３年莫斯科会谈中率领了中国代表团，以及彭真——他在上述两个场合都是代表团成员，并且还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代表了中国共产党。
在北京苏联大使馆处的游行示威（１９６６年８月）
数以千计的大学生和中小学生被组织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他们于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０日在北京开始示威游行。
红卫兵们经常在苏联大使馆外面举着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画像进行游行示威，而且把通向苏联大使馆的那条街道刻意命名为“反修街”。８月２０日，一群人阻止一位苏联高级外交官离开大使馆去履行正式约会。８月２６日，苏联政府向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提出强烈抗议，反对这种“直接破坏大家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的行动，并要求立即结束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外面的这种“流氓行为”。８月２９日至３０日，中国官方通过在苏联大使馆外面组织群众示威游行来予以反击。在这次示威游行中，成千上万名红卫兵敲锣打鼓，高喊反苏口号。不过，大使馆的门口被军队和警察严密守卫着，没有发生任何事故。
１９６６年８月３１日，苏共发表的声明把大使馆外面的这种“暴行”说成是“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事业团结的一个新的严重措施”。８月２８日，东德大使馆在其武官和家属受到红卫兵的攻击之后，已经提出过一次强烈抗议。
１９６６年８月，红卫兵在进行反苏活动的同时，伴随着普遍的反宗教的示威活动。这种活动导致了北京和其他城市天主教教堂和新教教堂的关闭，宗教象征被摧毁，很多外国尼姑被驱逐。
在１９６６年９月的上半个月里，苏联报刊集中报道了其他共产党对中国政策的批评，但是９月２０日，伊兹韦斯蒂娅写了一篇社论，把中国国内最近的发展说成是“不但是中国人民的悲剧，而且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前所未有的耻辱。”
社论在阐明了中国已经将自己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开除出去之后，表示相信：“中国共产党的健康力量最终必将领导中国回到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
苏联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批评（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２月）
从１９６６年９月起，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日益对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采取了批判性的态度。在对中国所反复声称的苏美“勾结”的答复中，苏联发言人暗示，中国政府本身在与美国发展联系的同时，企图引起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冲突。
这一观点是由伊兹韦斯蒂娅在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１日发表的一篇全部是由西方报纸的引文组成的文章中首次提出来的。
文章不加评论地引述了被认为是“高地美洲人”的观点：“如果人们站在北京的言语逐步升级的一边，我们还没有看到在越南冲突问题上中国的存在”。
文章特别提到陈毅元帅（中国的外交部长）会见日本政治家访问团时所发表的声明，他在讲话中没有排除就谈判解决越南问题与美国会谈的可能性。
北京官方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一声明。文章还引证了中美大使级接触时，在华沙就避免中美之间就越南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