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４年～１９６６年）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４日，尼基塔·赫鲁晓夫被撤去党和政府的职务，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接替了赫鲁晓夫党的第一书记的职务；阿列克谢·柯西金接替了赫鲁晓夫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据西方记者报道，赫鲁晓夫被指责为把苏联与中国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变为他本人与毛泽东之间个人的长期不和，他还被指责为过低估计中国科学发展的速度，使中国于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中苏关系的短暂改善（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１月）
赫鲁晓夫被撤职之后，苏中关系暂时有所改善。据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宣布，毛泽东和中国其他领导人致电：“热烈祝贺”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并希望“能继续发展中苏两国人民牢固不破的友谊。”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５日至１３日，周恩来和中国其他六位主要的共产党人访问了莫斯科，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纪念日。访问期间，他们与苏联领导人举行了被官方描述为“坦率的和同志般的”会谈。１１月６日，勃列日涅夫在周恩来出席的公开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呼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与此同时，他指出，苏共将继续遵循赫鲁晓夫的外交政策。
勃列日涅夫指出，苏联领导人认为，加强共产主义世界的团结是自己的责任，他还说，“迫切需要”召开一个由各国共产党参加的新的国际会议；不过，他没有提到赫鲁晓夫提出的于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１５日召开一个由２６个党组成的筹备会议的建议。他指出，任何一个共产党或政府都没有权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其它党或国家身上；可能存在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同形式之间的选择可以由有关国家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来决定。勃列日涅夫把苏联的外交政策说成是“始终一贯的，不可改变的”，提出把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与不结盟国家合作、和平共处以及“拯救人类免于世界战争”作为苏联外交政策的主要特点。他提出警告反对“侵略势力”，并说，只要还没有达成裁军协议，苏联将把自己的防御力量保持在尽可能高的水平上。
赫鲁晓夫下台后的几周内，中苏两党都互相避免直接攻击。然而，论战仍然以间接的形式继续着。中国和阿尔巴尼亚新闻界攻击他们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苏联新闻界维护了过去曾被中国人攻击的政策。
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２１日，《红旗》杂志发表了强烈遣责赫鲁晓夫的文章，对他的主要指责概括如下：（１）他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攻击斯大林。
（２）他追求同美帝国主义实行“全面的合作。”（３）他削弱了苏联的国防力量并企图通过签订核禁试条约阻止中国发展自己的核力量。（４）他通过鼓吹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而阻挠革命运动。（５）他反对和破坏民族解放运动。（６）他支持“叛徒铁托集团。”（７）他想方设法伤害和暗中破坏阿尔巴尼亚。（８）他造谣诬蔑中国共产党。
（９）他在“经济互助”的名义下，反对其他共产党的发展。
（１０）他利用“政治上的蜕化变质分子、叛徒、变节者”来进行反对其他共产党的分裂活动。
（１１）他以“老子党”自居，违背兄弟党的协商一致的原则，召开分裂共产主义运动的非法会议。（１２）他实行了一系列企图使苏联向资本主义倒退的政策。
《红旗》杂志上的文章还认为，赫鲁晓夫在与中国交往中，撕毁了几百个协定和合同，撤走了几百名苏联专家，制造了边境纠纷，在新疆进行了颠履活动，煽动和支持“印度反动派”对中国发动的武装进攻。最后，文章说，任何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的企图，都将是“行不通的”。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６日，《真理报》在一篇社论中部分地答复了中国对赫鲁晓夫的批评。这篇社论断言，遣责个人迷信是“不能倒转的”。并维护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过程中，无产阶级专政已被“全民国家”所代替这一理论。（１９６１年苏联共产党的纲领所提出的这个理论，曾被中国共产党在１９６３年７月１４日“２５条”中的第１９条所驳斥——作者注）
对越南政策的争执（１９６５年１月～４月）
在１９６５年的最初几个月里，越南战争的逐步升级大大加深了苏中之间的分歧。苏联再三作出努力使（越南问题）通过谈判得到解决，而中国则坚决反对任何妥协的建议。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４日，伦敦《观察家》杂志发表了中国政府和党的一封信，信中提供了一些有关苏联秘密和平行动的详情。根据这个资料的说法，１９６５年１月，美国政府曾表示希望苏联利用自己的影响，去说服北越政府停止支持和武装（南方的）越共，停止对南越城市的袭击。这些要求由苏联政府传达给了北越，中国的信件把这些要求说成是“十分荒谬的。”
１９６５年２月６日至１０日，柯西金访问了河内。访问期间，美国于２月７日开始对北越进行有规律的空袭。２月１０日，他飞抵北京，与毛泽东和周恩来进行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