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提前明天到来，我们将欢迎它’。譬如说，人们会觉得陈毅的声明怎么样呢？‘在原子弹的帮助下，人类可能会被毁掉一、二代人，但是，第三代人将会起来反抗，而且，和平将会得以恢复’。……我们的人民曾多次拿起武器保卫革命的成果，他们不怕帝国主义的威协。不过，我们明确地反对冒险，反对敦促人民进行世界核战争……
信件结束时说：“我们认为中国领导人的霸权活动旨在使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服从其大国利益。……中国领导人在批评其他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在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据中国领导人所说）革命精神不足和优柔寡断的同时，中国领导人在自己的实际行动中却表现出了异常的谨慎，而这不是没有目的的……”
苏共二十三大（１９６６年３月～４月）
１９６６年３月２３日，中国共产党宣布了拒绝派代表团出席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的邀请，并且发表了拒绝邀请的信件。中共的信件声称，苏联领导已向其他共产党发送了信件，“煽动他们共同反华”，苏联领导人在信中散布中国正在阻止苏联对北越的援助和正在侵犯苏联的领土的“谣言”。信件继续指出，中国已经派代表团出席了前三次代表大会，但是，“你们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突然反斯大林。
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你们反斯大林，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反苏、反共、反华、反人民、反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你们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公开地大反阿尔巴尼亚，并且指责中国共产党，使我们的代表团团长不得不中途回国。”
信件宣称：“俄国是列宁主义的故乡，曾经是国际工人运动的中心。在斯大林逝世以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逐步地暴露了自己背叛列宁、背叛列宁主义的真面目……，使苏共领导变成现代修正主义的中心。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希望你们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后，我们又向苏共新领导提出了多次的劝告，希望你们改弦更张……而你们却毫不悔改。苏共新领导上台以后，沿着修正主义、分裂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
信件进而指责苏联党“追求美苏合作主宰世界”；指责苏联党“配合美国搞和谈阴谋，妄图出卖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把越南问题纳入苏美合作的轨道；”指责苏联党“力图组织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包围圈。”最后，信中指出：“既然你们已经走到这样的地步，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郑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不能派代表团出席你们这一次大会。”
１９６６年３月２９日至４月８日，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举行的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苏共真诚地希望与中国友好，并且“愿意在任何时候同中共一起重新研究现有的分歧，以便找到……克服这些分歧的途径。”
他还表达了支持“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举行新的世界共产党会议。
中国共产党日益孤立（１９６５年～１９６６年）
——北朝鲜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采取中立态度（１９６６年８月）
在１９６５年至１９６６年期间，在过去曾不同程度地支持过中国的五个主要共产党中，只有阿尔巴尼亚党始终如一地支持中国的态度。这一时期，苏联对北越的影响在损害中国的情况下加强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原来在非共产党国家中最大的共产党）在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１日企图发动政变之后，已名存实亡；１９６６年８月，北朝鲜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采取了中立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日益孤立的可能使人联想到的原因，包括赫鲁晓夫被撤职之后苏联领导人所表现出的更为圆滑和更为谨慎的态度；中国未能给予北越以有效的援助；中国拒绝了苏联提出的为了援助越南这一提议，共产党国家之间进行合作的建议；中国提倡的“冒险主义”的政策——这一政策被认为应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的大屠杀负责；中国干预其他共产党的事务和支持组成对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的政党；中国被指称为干预亚非国家的内政——这种干预导致了中国同几个非洲国家外交关系的断绝以及与印度尼西亚和加纳出现的紧张关系，还有对１９６５年９月印巴战争的干预。
波兰统一工人党在１９６６年１月５日的信件中，建议召开一个由华沙条约国家的共产党和亚洲共产党国家组成的会议，讨论对北越的援助协作的问题。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于２月１２日拒绝了这一建议，它在答复中声称，将不参加“背信弃义的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领导”举行的任何会议。
从１９６５年４月２６日至５月１１日，由阿尔巴尼亚总理穆罕默德·谢胡将军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了中国。访问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公报宣称：“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其中心是苏共领导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而且永远不允许现代修正主义有任何喘息。”
公报继续指出：“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