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提出了使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广泛的方案。这个方案包括举行关于互相中止论战的苏中两党代表团最高级的双边会谈的建议，包括扩大中苏贸易、科学技术文化合作以及协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外交政策活动的具体建议……中共中央委员会根本不理睬那个最高级双边会谈的建议。中共领导人没有同意扩大贸易、技术和文化合作的建议，甚至对进一步缩减这种合作采取了另外的措施……
“现在，反苏方针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国内国外整个意识形态工作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领导日益加强对苏联政府和社会秩序的颠履活动。
北京广播电台向苏联定向播发文章的材料，企图使苏联各个阶层的人们互相对立。……
北京广播电台正在从事反对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的直接呼吁。
“中共领导比以往更加固执地宣传中苏之间潜在的军事冲突的理论。１９６５年９月２９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十分谎谬地说，苏联在中国北方的行动是与美国反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的一种‘配合’。……
这种想法顽固地向中国人民表明有必要为与苏联的军事冲突作好准备。苏共中央已经通报各兄弟党，中国一方正在挑起边界争端。最近几个月来，这类冲突又一次增加了。……中国政府拒绝恢复１９６４年５月中断的关于确定边界的谈判。显而易见，中国政府希望这个问题拖下来而不予以解决。另外，与此同时，中国散布并断言说苏联在远东非法占领了中国的领土……
“当前，中共领导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的态度，正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事业造成巨大的损害”。信件继续指出：“苏联向越南民主共和国运送了大量的武器，包括火箭装置、高射炮、飞机、坦克、海岸炮、战舰和其他项目。１９６５年一年就把价值约５亿卢布的武器和其它战争物资交由越南民主共和国自由使用。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培训飞行员、火箭人员、坦克驾驶员、炮兵等方面得到了支持。我们提供的军事援助达到了越南领导本身认为所需要的程度。苏联给予了南越民族解放战线广泛的军事和物资支援。
“苏共中央不止一次地向中国领导人建议组成支持越南的联合行动。但是，中国领导人反对这一行动。……我们党曾两次建议：‘三党——越南劳动党、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举行最高级会晤，就援助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联合行动问题达成协议。’这些建议，得到了越南劳动党政治局的同意，但中国领导人没有接受这一建议。与此同时，中共领导阻碍了苏联政府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就直接增加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军事援助问题所履行的协议。中共领导人不允许装有武器的苏联运输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上空飞行。中国人还在向越南运输战争物资的铁路上设置障碍……
“所有这一切清楚地表明：中国领导人需要一场漫长的越南战争以保持国际紧张局势，并以此声称中国是一个‘被围攻的要塞’。有各种理由证明：
在越南问题上引起苏美冲突是中国领导人的政策的目的之一……。这样，他们可以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坐山观虎斗’。新的事实不断地证明，中国领导人为了自己的沙文主义的大国计划，随时准备牺牲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中国领导人的民族主义大国政策导致了最近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舞台上遭受了一系列严重挫折这一事实。中国领导人的行动已经引起了甚至那些直到最近还被认为是其朋友的国家普遍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信任。这一点在非洲大陆和一系列亚洲国家变得特别清楚。……
“中国领导人的思想理论论坛的作用是十分明白的，它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中国领导人的民族主义的大国政策服务。
……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被世界战争的路线所代替。林彪在最近的那篇文章中最全面地解释了这些思想……
“苏联共产党……一向承认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形式既可以是武装的，也可以是和平的。……相反，中国领导人从一整套的斗争形式中只得出了一条结论：武装起义，战争（夺取政权）。……中国领导人迫使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接受与其实际条件无关的直接革命的目标的努力，实际上是试图强加在共产主义运动的盲动主义者身上的一种阴谋策略。然而，这些策略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提供了榨取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和工人运动的血汗的机会，提供了暴露若干共产党的领导人员和活动分子的机会。……”（该段主要指亲中国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１日发动的未遂政变。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被镇压之后，至少有１５万共产党人，其中包括大多数共产党的领导人遭到屠杀。——作者注）
信中继续指出：“中国领导人强调这一观点，即（紧张的）国际局势对暴力革命有利，它为共产党人的斗争创造了有利的前提条件。……因此，陈毅在最近的一次会谈中声称：
‘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定对我们发动侵略战争，那么我们将欢迎它。……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