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件和罗马尼亚调停的尝试正在进行的同时，中苏双方都避开了公开论战，但是１９６４年３月２２日至２６日在阿尔及尔举行的亚非团结运动理事会第六次会议上，中共又发动了新的宣传攻势。
中国代表团成员指责苏联政府是“种族主义”、“帝国主义”、“背叛阿尔及利亚革命”、“拒绝帮助阿拉伯人民解放巴勒斯坦”、“在道义上为帕特里斯·卢蒙巴（刚果前总理、１９６１年被谋害。）的被杀负责。”苏联代表团的领导则予以反驳，指责中国人“企图根据‘分而治之的原则使国与国之间和整个大陆之间相互敌对。”其他大多数代表团拒绝与任何一方结盟。
１９６４年３月３１日，第八篇（连续发表几篇文章中最长的一篇）答复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文章在北京发表。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专门驳斥赫鲁晓夫的“总的错误”，即：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文章坚持认为，“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无产阶级必须进行武装斗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篇文章承认，１９５７年宣言和１９６０年声明（中国曾在这两个文件上签字）在设想和平过渡和非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时，苏联的草案仅仅指的是和平过渡，非和平过渡只是在经过许多争论之后才加上去的；文章补充说，中国共产党愿意接受对在这个问题上因赞同折衷办法而提出的批评。文章的其余部分主要是对赫鲁晓夫的个人抨击。文章把他描述为“继承托洛茨基”——“历史上最大的投降主义者”的“衣钵”——使苏联倒退到了资本主义。文章奉劝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同志”把赫鲁晓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赫鲁晓夫对匈牙利的访问（１９６４年４月）
１９６４年３月３１日，尼基塔·赫鲁晓夫前往布达佩斯访问匈牙利。访问期间，他作了几个讲话，为苏联关于和平共处和共产党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头等重要性的观点进行了辩护。
赫鲁晓夫在４月６日说：“一些人批评我们说：‘你们一直想要一个较好的生活，但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口号。’我们国家的劳动人民回答这些批评时说，‘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革命呢？我们进行战斗不是为了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生活得更糟。’……有人说，‘世界革命怎么样呢？你们准备牺牲世界革命的利益吗？
’我们坚决拒绝这种训令。
……我们赞同和支持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兄弟和为解放而进行斗争的各族人民，但是我们拒绝那种所谓为了世界革命的利益，从而应当发动一场战争来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
……我们反对输出革命和输出反革命……
“有人批评我们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立场。这些人说：
‘你们害怕战争。’我曾不止一次地回答这些勇敢的人们说：
‘只有小孩和白痴才不害怕战争。’……中国领导人说：‘如果发生了世界战争，那么怎么办呢？假定有一半人类被毁灭，但另一半还会生存。’对这种观点人们会说些什么呢？让人民自己来判断吧……
“一些人胡说苏联和苏联共产党是从帝国主义那里乞讨和平。当然，这是造谣中伤。……
我们不依赖恳求，而是依赖我们自己的力量。……甚至连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领导人也不得不认真地考虑世界上新的力量的对比……
“在我们的外交政策中，我们一向遵循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的列宁主义原则。
……这是一个好的基础，而且我们希望看到普遍地用战争以外的其它方法来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给人民以更大自由，给人民以更多的物质利益和文化利益的制度将在最后的争论中取得胜利……”赫鲁晓夫在１９６４年４月９日布达佩斯的一次讲话中，对中国领导人进行了最猛烈的攻击。在讲话中他把中国领导人描述为“一边是用左派的、超革命的词句作为掩盖的人，一边又宣布他们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诚的人，实际上这些人在一系列问题上却滑进了托洛茨基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泥潭中。”他还遣责中国领导人“不负责任地拿千百万人的生命来进行赌博”，“企图把他们的冒险主义的路线强加给兄弟党”以及“企图把他们的霸权建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上。”
中国拒绝苏联提出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１９６４年５月～７月）
中共中央委员会在１９６４年５月７日的信件中否定了苏共中央３月７日的信件中所包括的一切建议，事实上这是提出无限期地延长举行已经建议的国际会议。信中在拒绝苏联任何停止论战的建议时指出：“我们的报刊，对你们１９６３年７月１４日的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对你们在公开信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发表的２０００多篇反华文章和材料，……我们还没有开始答复，离答复完毕更远得很。”信中指责苏联“要联合全世界人民的公敌美帝国主义，”指责苏联“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之后，信中质问：
“对于你们干的这许多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