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邓小平声称，上述“有倾向性”的公报第一次“向全世界暴露了我们的分歧。”
赫鲁晓夫访问美国（１９５９年９月）
尼基塔·赫鲁晓夫和苏联外长安德烈·葛罗米柯于１９５９年９月１５日至２８日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访问结束后，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戴维营进行了三天个人会谈。赫鲁晓夫在访问期间的公开声明中，多次强调核武器的危险性，呼吁和平共处和平遍彻底裁军，高度赞扬了艾森豪威尔总统。返回莫斯科后，他表达了他对艾森豪威尔总统“真诚希望结束冷战和改善我们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的信心。他对艾森豪威尔的赞扬激起了中国人的特别愤怒；在１９６０年的莫斯科会议上，邓小平指出：“仅从外交礼节上考虑，无法解释和原谅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和平他帝国主义者言不得体的赞颂。”
赫鲁晓夫访问北京（１９５９年９月～１０月）
赫鲁晓夫和葛罗米柯返回莫斯科后，立即飞往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中国领导人在公开的声明中避开了对赫鲁晓夫访美的批评。在９月３０日的宴会上，周恩来祝贺他“作为和平使者访问美国所获得的成功”。赫鲁晓夫在答谢辞中强调必须以解决国际争端为手段消除战争，警告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
“社会主义给人们带来了和平——
这是最大的幸福。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越壮大，它就越有可能有效地捍卫世界和平事业。现在，社会主义的力量已经十分强大，因此，有了排除以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的可能性。”
“现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领导人，开始表现出以现实主义态度来了解世界上既成形势的倾向。”
“我刚从美国回来，在我同艾森豪威尔总统交谈的时候，我有了这样的印象，得到不少人支持的美国总统是明白必须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因此，我们这一方面也应该尽力排除作为解决争端的手段的战争，而用谈判来解决争端。……
维护和平只有一条道路，这就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的和平共处。”
“社会主义国家”，赫鲁晓夫继续说：“拥有种种手段，对付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阴谋，帝国主义侵略者企图通过干涉我们这些国家的内政来把我们从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拉开，并使我们回到资本主义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是，……这当然绝不是说，既然我们这么强大，就应该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人民将不会理解，也绝对不会支持那些想这么干的人。……甚至像社会主义这样一种崇高而进步的制度，如果人民不要它，也不能用武力强迫他们接受。因此，一贯执行和平政策的社会主义国家集中精力来进行和平建设，……至于哪一个国家什么时候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这要由人民自己来决定，这件事对我们是最最神圣的。……”在北京期间，赫鲁晓夫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了一系列会谈，但是没有发表任何公报，这暗示着他们没有能够达成协议。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４日，赫鲁晓夫离开北京之际，在机场发表了一个简短讲话，他重申了自己的信念，即“能够永远地排除把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工具，”并且指出：苏联“将利用一切可能来消除‘冷战’。”
达拉克事件（１９５９年１０月）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２０日至２１日，当印度警察巡逻队的９名成员在与中国军队的一次冲突中被杀和１０名成员被俘时，中印边界第二个严重事件发生了。
印度政府声称，这一事件发生于达拉克（位于克什米尔北部地区）境内４０英里处；中国政府坚持认为印度人员侵入了中国领土。
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７日赫鲁晓夫指出，苏联政府将“全力帮助”找到一个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的办法，这一争端应该在友好的气氛中得以解决；关于达拉克事件，他指出，该地区“荒无人烟，而且毫无特殊价值”。苏联新闻界对这个事件采取了完全中立的态度，把中印两国各自的观点在报纸上置于同等地位，不加任何评论。
苏联继续对中国进行经济援助（１９５６年～１９５９年）
苏联对中国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在这一时期仍在继续，其签署的主要协定如下：
（１）１９５６年４月７日签订的协定规定，除了中苏在早些时候所规定的（苏联援建的）
１５６个工业企业以外，中国将在苏联的援助下建设５５个新的工业企业。将要建设的这些新企业包括冶金厂、机械工程、化工厂、塑料和人造纤维厂、电器和无线电厂、发电厂、人造液体燃料厂、航空工业研究所等。这些设备的总值大约为２５亿卢布（按当时的兑换率约合６亿３千６百万美元），中国政府将以向苏联提供各种各样的物资来支付上述设备的金额。
（２）１９５６年８月１９日，宣布了中苏两国共同开发构成中国东北和苏联远东地区之间边界的阿穆尔河（即黑龙江）—额尔古纳河流域的协定。这个协定为在该流域修建一系列的水电站、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