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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内幕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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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分歧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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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4月至8月间,把农业合作社变为工农联合的人民公社的运动席卷了中国大地。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8月份正式批准了这一运动,并与此同时批准了中国迅速工业化的“大跃进”政策,与1957年生产的590万吨钢产量指标相比,这一政策要求1958年的钢产量指标增加到1070万吨,为了这一目标,中国党放弃了原来的工业产量主要靠苏联援助下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建成的大工业综合体的政策。相反,采取了在全国各地建立成千上万中小型炼钢厂的政策。

    中国政府的新经济政策没有得到苏联共产党的同意,苏联新闻界和广播电台对于这一政策保持了异常沉默的态度。

    《华盛顿邮报》于1958年12月17日报道说:赫鲁晓夫在与美国参议员赫伯特·汉弗莱的最后一次会谈中,把人民公社制度说成是“反动的”和不适当的。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批准了毛泽东为了集中精力于理论工作,要求辞去共和国主席职务,只保留党的主席的建议。人们普遍认为,毛泽东是由于人民公社运动,钢产量翻一番的计划以及中国对沿海岛屿政策的失败,而被迫辞去共和国主席这一职务的。

    与此同时,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国家工业化将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即从“按劳分配”原则到“按需分配”的原则)的过渡,“从现在起将需要十五年、二十年、甚至更多年的时间”;“按需”分配生活用品的尝试是“以好高鹜远的方式进入共产主义的一种尝试——这毋用置疑是一种无法实现的乌托邦思想。”1959年4月,刘少奇接替毛泽东担任了共和国主席。

    苏共二十一大(1959年1月~2月)

    在1959年1月27日至2月5日举行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中苏之间紧张迹象没有显露出来。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把“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的侵犯政策”说成是远东紧张局势的主要根源,并建议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建立无核区。他还指出:“中国共产党正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采取许多独特的形式,但是,我们同中国共产党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分歧。我们对兄弟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切都完全同意,尽管他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在许多方面和我们的方法不同。”

    周恩来在代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谈到了中苏之间“永久的颠扑不破的”友谊,读了一份毛泽东赞扬赫鲁晓夫“正确领导”的电文,但没有提到后者的远东无核区的建议。

    彭德怀事件插曲(1959年5月~9月)

    在1959年5月29日至6月4日赫鲁晓夫正式访问阿尔巴尼亚期间,会见了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据后来透露,彭德怀“元帅”让赫鲁晓夫看了一个强烈抨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备忘录。其后,彭德怀向7月和8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提交了这份备忘录。

    会议于9月17日宣布,彭德怀的国防部长职务已被林彪元帅接替。这一新的任命标志着中国军事政策的一次历史性转变,正如彭德怀元帅倾向于苏联人关于现代武器是战争胜利的主要因素的理论一样,林彪元帅则是毛泽东关于决定战争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这一理论的主要鼓吹者。

    苏联撕毁核武器协定(1959年6月)

    苏联于1959年6月20日撕毁了1957年所签订的向中国提供生产核武器援助的秘密协定。显而易见,这一政策变更的动机是由赫鲁晓夫希望实现与美国恢复友好关系和在远东建立无核区的计划,以及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好战倾向日益不信任所引发的,这一政策的变更引起了中国人的强烈不满,并导致了彭德怀元帅的倒台。1963年8月15日,中国的一篇广播首先透露了协定的详细情况,并宣称苏联撕毁协定是“苏联领导人9月到美国艾森豪威尔会谈的见面礼。”

    西藏事件(1959年8月)

    1959年夏秋的一系列事件的发展是由赫鲁晓夫试图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和中国对印度边界的政策所引起的,这些事件使中苏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分歧发展到了紧急关头。该年8月25日至26日,中国军队占领了西藏边境哨所,印度政府声称,这个边境哨所是他们的东北边境机构。然而,周恩来在给印度政府的一个照会中坚持认为,这一边境哨所在中国领土之内,并且被印度军队所非法占领。

    1959年9月9日,塔斯社发表的一个声明指出,苏联“保持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的友好关系”;中苏两国人民“是由建立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之上的颠扑不破的兄弟般的友谊所连结在一起的”;“苏印两国之间友好合作的成功发展是与和平共处思想相一致的。”声明表示,苏联对中印两国将会解决由“悲惨的”边境事件引起的误解抱有信心,并声称“为了煽动冷战,……利用这些事件的歧图……应当受到坚决的谴责。”在1960年莫斯科会议(见下文)上,中国共产党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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