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之路

    从1940年开始，我就称自己为“经济学者”，我的兵役记录上就是这么登记的。这是因为1940年6月从中田纳西州立师范学院（MiddleTennesseeStateTeacherscollege）毕业后，我获得了田纳西大学（UniversityofTennessee）1940－1941学年的经济学研究所奖学金，并在1941年取得硕士学位。我上了一些标有“经济学”名称的课程，成绩也相当好。然而，如果按照我自己所偏好的定义，我在那一年几乎没有学到任何的经济学。我检讨了罗斯福新制度的工作与构架；我也了解中央银行的理论与政策；我还学习有关租税及预算程序的一些知识；另又修了一些初级统计学，特别是在统计实务方面。不管是这些课程，还是先前在大学的课程，我都不曾从中对市场组织的原理有适当的接触。我对非中央控制型市场运作（decentralizedmarketprocess）的协调特性一无所知，这样的无知使我在面对准马克思主义者（quasi-Marxist）对经济史以及经济现实的论点与解释时，几乎毫无招架之力；但却也让我在后来面对问题时，能保持开放的观念。

    研究所那年追随怀特（CharlesP．White）的经验，让我学习去体会一位研究者的投入精神，他所开的研究方法论可以说是知性的高峰。怀特灌输我研究过程的道德标准。和他相处的经验，不管是在研究生还是研究助理的阶段，确实带给我一些战后经济学训练中经常所欠缺的部分；我认为战后养成的经济学者，经常是技术能力超过行为规范。

    依照研究主题，或按字面意义，再加上学习了一些专业，我在研究所毕业时，的确算是“经济学者”了，但我对于整个经济的运作程序，仍缺乏一贯的看法。如果以我现在的角度来看，任何人想自称为经济学者，对这方面的了解是不可或缺的条件。我经常在想，这种无知是否只是找个人特有的情况，抑或其他立志成为专业经济学者的人，也同样地对未来所要从事的工作不具备最粗浅的概念。

    进入芝加哥大学

    1946年我进入芝加哥大学冬季班就读。我选择芝加哥大学时，对经济系的师资阵容并不很清楚。我可以说是完全受到大学时代政治学老师辛姆斯（C．C.Sims）的影响，他在30年代末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辛姆斯对芝加哥大学智识酝酿与人文荟萃的情景娓娓道来，令我印象深刻。他近乎诗意的说法深得我心，于是我这一辈子首次开始认真的学习。现在回想起来，这真是最好的选择。辛姆斯相当精准地传达了乏加哥大学校园中的知性的蓬勃盛况，此种盛况至今未曾稍减，举世无一处可与之比拟。

    在第一季的课程中，我修了奈特、休兹及李兰德（SimeonLeland）等教授的课。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退伍人员中首批返回校园的研究生。不论芝加哥或其他学校的研究所，到处都充斥这类的学生。

    就在短短几个星期后，可能在1946年2月中旬左右，我对整个经济体系如何运作的理解，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改变。我第一次能够用市场经济秩序的原理来思考问题。由于对竞争性结构模型运作有了认识，让我在对实地观察的经济问题提出建设性批评时，有了可以参考的标准。我第一次称得上是一位经济学者了。

    我把这样的转变直接归功于奈特的教导。不过在他的教导中，提出的问题可能超过解答的问题。奈特并不是很有系统的老师，而且在对经济学究竟如何，他自己的解释一直相当含糊。他从未能摆脱配置——极大化的典范（allocating－maximizingparadigm），这种典范会分散我们对协调典范（coordinationParadigm）的注意力，而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后者才是经济学的中心所在。但是，奈持的经济学却将这些部分相互冲突的观点作了巧妙的混合。对我而言，由于强调组织面，已足以将配置派的论点降至次要的地位。就这一点来看，我先前提到自己的无知，毋宁是一种幸运。假如我在进芝加哥之前，就已接受过所谓“更好”的经济学训练，那么我几乎不可能体会到协调原则的重要性，并将之提升为我整个学术研究生涯中的中心思想。我可能会像许多同僚一样（除了极少数曾经在早期接触过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基本上一直是属于配置论者。

    两种典范

    配置-极大化与catallactic协调两种不同的典范之间，在制度的规范性评价（normativeevaluation）上，有微妙但重要的差异。特别是有关市场秩序的评价，可能主要就取决于在一个人的观点中，到底这两种有部分冲突的典范，何者居于主导的地位。对配置论者来说，假如市场能运作，自然就具有效率。他们对市场进行的检验，乃是和逻辑中所定义的抽象理想状态作比较。对协调论者来说，市场会协调整合每一位追求自利的个人的个别行为，而毋需政治详说的指导。他们对市场的检验，主要是和另一种制度——即政治决策——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