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要参加，并且把这个想法对孩子们和朋友们讲得非常清楚。“她清楚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因此她希望我们都能在场，”她的儿子克莱林回忆说。“她知道这是她一生最后一轮光环了。”
颁奖仪式进行得非常顺利。但在九天之后，鲍林正在前往英格兰途中，爱娃开始呕血了。斯坦福大学特别护理组的医生告诉家属说，她的内脏发生了大出血的现象；癌症吞噬着她的组织细胞，造成了肠胃系统出血不止。鲍林一听到消息就立即回来了。爱娃出血的现象止住了，又回到了帕多拉谷地的住所，并开始筹划着让全家到大苏尔去庆祝感恩节。但是，11月23日，她又大出血了，已经不能移动。于是，感恩节就在帕多拉谷地住所度过。
鲍林仍然希望，爱娃能够挺下去，大剂量维生素Ｃ能够产生奇迹，就像卡梅隆治疗的那几个病人一样，癌肿会在不知不觉中自行消失。他还在她的饮食中加上了水果、生的蔬菜以及家里榨取的胡萝卜、芹菜和蕃茄的汁水，只要是他认为有利于她恢复健康的东西，他都想到了。“爸爸相信，他一定能救她的生命，”琳达说道。“我想，这也是唯一的原因他本人能坚持下来……在我母亲过世后，他曾对我说过，在五年之前，他还一直认为能够救活她。”
爱娃的头脑则要清醒得多。大出血现象日益严重，发生的次数也日益增多。最后，她挺不住了。她曾多次接受输血，因为她失血太多。现在，时间到了12月初，她躺在帕多拉谷地家中的床上，要求不要再给她输血。
鲍林尽自己所能，一直陪伴着她，抓着她的手默默无言。孩子们都在身边。
12月7日，爱娃离开了人间。
大海
鲍林坐在大苏尔家中的平台上，举目远望长满了海草的大海，然后起身外出，来到了海天相接成纯蓝色一片的旷野。这是坐下来静静思考的合适之地。鲍林在此度过了一段较长的时光。
思考，纯粹的思考，成了维系他生命的唯一依靠。他要把脑汁绞尽，思考的问题愈是困难和抽象就愈好。原子核再次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希望通过块状次级结构的设想，也即球子理论的结构化思想，为物质的核心构筑一幅合理的图景。他在1982年发表了三篇关于原子核理论的论文。
爱娃的许多遗物仍然放置在室内。墙上和书架上有许多民间艺术的作品，还有那架巨大的钢琴，现在在上面堆放着一叠叠报刊。每天上午，他似乎仍然在跟她讲话，一面与她进行虚幻的交谈，一面用调羹装满维生素Ｃ粉末，加到果汁中去。他还去寻找她的身影，幻想着在门廊中与她见面，她会要求他停下工作，到外面漫步，关照他别忘了回来吃饭。他想放声大哭，朝大海一边凝望，随后，他转过身来，继续工作。
爱娃过世，他一时不知怎么是好。孩子们领着他举行了悼念活动。接下来，他们焦虑地守护着他，不知下一步该做些什么。他们给他雇佣了一个全日制保姆，心想他需要有一个人为他洗衣煮饭。然而鲍林解雇了她，同时却雇佣了一个园丁，替他照顾爱娃生前种下的那些花木。后来，鲍林又将园丁打发走了。
孩子们明白了其中的含意，决定让鲍林自行其是，看一看他会采取什么行动。他开始自己做饭，一下子煮上一大锅通心面条，连吃三天，然后再换另一种食品吃一段时间。在1982年春天，他曾试图尽量像往常一样安排自己的日程，到研究所上班，出外旅行和发表演说，审核各方面提出的意见。表面上看，他的精神状态不错。
但是，内心并非这样。爱娃之死似乎将他撕成了两半：一半是理智，一半是情感；一半是科学家，一半是小男孩。第一个一半好奇地注视着第二个一半的行动。乘飞机开会的途中，他会莫名其妙地呜咽啜泣。在家里也是一样，预先没有什么先兆，经常不由自主地长吁短叹。有人问起爱娃，他就会失声痛哭。
好像有另外一个人在做这一些事情，鲍林也清楚这个人是谁。他以前从来就没有真正懂得应当怎样控制自己的情感，所以这是他唯一可能的表现。有些是无意识或下意识的反应，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他给孩子们写了一封信，让他们了解他埋藏在心里的悲痛。
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他逐渐从忧伤中摆脱出来。时间到了6月，他感到身体已经很好，可以到俄勒冈州立大学去参加第六十届同班同学的团聚会。这次聚会成了他医治心灵伤痛的一次机会。在团聚会前几天，他几乎未加思考就驱车登上了行程。车开得很快，一直到华盛顿州的一个小镇代顿才停下来。在这个地方，他曾经和铺路工人一起劳动，那时他和爱娃刚刚结婚，两人在此租了一个房间，度过了一个月时间。他寻找着两个人在一起散步的那些场所。他还记得，那年夏天，爱娃在一次智力测验中分数超过了他，使他大为吃惊。这是他碰到过的最为聪明的姑娘。
现在，生活又重新开始。从这个地方出发，他又驱车前往康顿和罗纳洛克，在那里瞻仰了莱纳斯·威尔逊·达令的墓地。然后来到俄勒冈的海滨，这是他度过童年的地方。那里，他对一切都已淡忘。最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