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损于良心的事。”
现在，在莫特尔和鲍林之间，斗争的界限已经标得很清楚。自此之后，两人中断了个人之间的通讯联系，转而公开攻击对方所作的研究工作。鲍林指摘莫特尔的试验是权势人物为了反对维生素Ｃ而策划的阴谋的一部分，宣称大多数医生之所以不愿试用新的治疗方法，主要是害怕受到医疗失误的指控。莫特尔则多次公开发表声明，将维生素Ｃ归并为一种医治癌症的假药，就像苦杏仁、圣水、鳄鱼的粪便和木乃伊上的尘土一样。
说来也巧，这与40年前鲍林与林奇在蛋白质循环结构理论上的争论颇为相像。不过，这次鲍林扮演了林奇的角色。鲍林是突然闯进这一专门领域的门外汉。权势人物根本就没有把他的思想放在眼里。鲍林注意到，他对手的论文很快就能在严肃杂志上得到发表，而他和卡梅隆的论文却经常受到退稿处理。因此，他深切地体会到自己的思想和要求资助的申请之所以被人直截了当地拒之门外，并非是因为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些思想站不住脚，而是因为有些人认为这件事情已经了结。
也许，鲍林现在能够更好地理解林奇当初的心情了。1940年，林奇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曾将鲍林和他的支持者比喻为“希特勒式的权势垄断集团”，遵循的完全是弱肉强食、强者生存的格局。
其他人都可能把莫特尔的研究工作当作最终的结论，但鲍林可不买账。他和卡梅隆写的《癌症与维生素》一书就在莫特尔的论文发表以后几个星期正式出版了。虽然，诸如《时代文献补遗》那样的一些报刊对这本书作了否定的评述——称鲍林“对维生素Ｃ几乎达到了空想迷恋的程度”，并且得出结论认为，这本书“完全是不可接受的，尤其是因为它使人们产生了缺乏科学证据支持的希望”——但这本书的销路很好。其中一种原因是，鲍林自己出资购买了15000册送给医生和1000多位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他还敦促国家癌症研究所所长德维塔提高资助，再次展开临床试验，更精确地模拟莱汶谷医院的研究工作。
他的要求又再次得到结果。为了进一步弄清楚这个问题，德维塔的代理人最后同意进行第二次试验，严格规定病人在以前从未接受过化疗或放疗。使鲍林不够满意的只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第一二次试验仍由莫特尔进行。
莫特尔的试验结果公之于众，鲁滨逊的上告使研究所的财源逐渐枯竭，在这两个因素的联合作用下，研究所的财务基础又处于摇摇欲坠的境地。1980年，研究所的房东通知鲍林，下一年度来临时，他就得搬出。在这一地区唯一能够找到的是一家仓库，房子漏雨，已有二十年的历史，靠近帕罗·阿尔托的繁忙街区。要是在几年以前，鲍林是决不会考虑这种地方的，但那里房间面积大，房租又不贵，短期内就可使用。鲍林心里想，只要作一番改造，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等到筹资活动再度兴旺起来之后再作打算。
自从爱娃胃癌开刀以后，五年时间过去了。这几年里的日子过得不错。她与鲍林经常出外旅行，她本人也赢得了几个头衔：圣加勃里尔学院授予她名誉博士的称号，还有许多为争取和平、环境治理和妇女权利而进行募捐活动的团体邀请她担任名誉佳宾。
后来，关于抗坏血酸的争论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她的健康却开始急剧恶化。1981年夏天，她陪鲍林第二次访问中国。由于腹部剧烈疼痛，她病得非常厉害，因此不得不改变行程。当他们回到加利福尼亚的时候，她的医生建议她马上接受一次探索性的外科手术。
结果不佳，她的胃癌又开始复发，医生对他们这样说道。癌症已经广泛扩散到一些动脉周围，做手术为时已晚。
在这种时刻，美国治疗肿瘤的典型方法是进行化疗，但是，爱娃与鲍林、卡梅隆、孩子们和她的医生商量以后，决定抵制这种治疗方法。她现在显然算得上是晚期癌症患者，她也非常清楚自己应作何种选择。她作出决定，除了止痛片以外，逐渐增大维生素Ｃ的服用量是她接受的唯一治疗方法。
随后，她搬到牧场居住，避开了多数人表示的同情和关心，希望用这种办法来照顾鲍林的身体。她比谁都更加清楚，鲍林在失望时不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因此，她鼓励他努力工作，多到各地走动，遵守预约，根据安排发表演说。鲍林外出旅行时，孩子们经常前来探望，陪伴在她的身边。有一次周末，时间很长，她对琳达说了鲍林最不愿意听到的话：她希望身后为她举行哪一类悼念活动，播放哪种音乐，采用何种方式殡葬。整个秋天，爱娃的身体愈来愈弱，同时也成了一家人中心情最为平静的人。现在，琳达每次看到母亲这个样子，都禁不住要哭出声来。然而，她只有一次看到母亲啜泣，那是她在朗读琳达儿子沙夏的一封来信，信里充满了纯朴和爱戴之情，表达了奶奶在孙子心目中是多么重要。
最后，爱娃亲自安排在公众场合作最后一次露面。她非常高兴地得知，自己得到了拉尔夫·阿特金林公民自由奖获得者的称号。11月1日，美国公民自由协会蒙特里分会将要给她颁奖，她决定无论自己身体多么虚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