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试对象是相当数量的晚期癌症病人，并用大剂量维生素Ｃ。鲍林在致函莫特尔时强调受试者一定要是免疫系统未受过干扰的病人（也就是先前未受化疗或放疗严重影响的病人），以保证维生素Ｃ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增强免疫系统的能力，只要病人不死，就一定要坚持运用维生素Ｃ的治疗方法。之所以要强调这最后一点，原因在于避免卡梅隆等人所观察到的那种反弹效应，也就是突然中断服用大剂量维生素Ｃ时，癌症患者的血压不但不会逐渐恢复正常，反而会大幅度下降。鲍林非常担心这种反弹效应会夺走停服维生素Ｃ的病人的生命。莫特尔似乎对他的建议持欢迎态度。根据预定规划，梅奥的试验研究将在这一年晚些时候进行。
此时，鲍林夫妇的时间大致分成了相等的两部分，一部分在帕罗·阿尔托大苏尔牧场度过，另一部分则用于外出旅行。1977年夏季，鲍林和爱娃前往爱尔兰访问，在那里，他被选为一次环境学会议的名誉主席（他仍不断地发表一些言辞激烈的声明，指出人口增长过快、核武器、环境恶化等造成的危险）；在瑞士参加了一次诺贝尔奖得主的会议；又到伦敦看望了彼得，并与英国科学家谈论维生素Ｃ和癌症的关系，最后又再次去莱波谷医院拜访了卡梅隆。鲍林曾费尽心机劝说他这位苏格兰同行加入他在加利福尼亚的研究工作的行列，但卡梅隆又一次谢绝了他的邀请。
鲍林回到研究所以后，事情仍像往常一样处于动荡不定的状态。《新科学家》杂志在1977年夏曾刊登过一篇调查报告，给研究所描述了这样一幅景象：各种各样的研究设备凌乱不堪，向国家癌症研究所申请资助遭到拒绝，工作人员对鲁滨逊的独断专行深表不满，所办的诊所运行不到八个月就关门了，据说是诊所主任就谁是负责人的问题上争吵不休——而鲍林又不好意思进行干预和决断。
另一方面，筹资问题倒逐渐有了眉目。研究所在如《巴龙》、《华尔街杂志》等经济刊物上发表了一些构思巧妙的广告，开始收到成效：“一千只患有恶性肿瘤的老鼠待售——每只138美元”是其中一则广告的标题；“莱纳斯·鲍林——1954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1963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年因维生素Ｃ获得诺贝尔奖”是另一则广告的标题。研究所还雇佣了一家专业的直邮公司来帮助策划募捐活动，例如，《预防》杂志的读者就成了募捐的对象。事实证明，这一努力也取得了很大成功。
随着大批捐款源源不断流进，研究所的财务状况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1977年，来自非官方的捐款就超过研究所收入的一半；第二年，直邮募捐活动进入高潮，这一比例达到了85％。单单在1978年流进的私人捐款差不多就有150万美元。
这笔突如其来的财富，不但没有使研究所稳定下来，反而使它分崩离析了。筹资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希克斯，但是，他和鲁滨逊一直相处得不好，因此，当鲁滨逊在制订规划考虑如何使用这一笔钱的时候，两个人闹翻了。鲁滨逊想，有了这么大的一笔收入，为什么不搬出这所租来的房子，在远离加州南海湾地区选一个不那么嘈杂的地方，造一幢自己的大楼呢？他开始与鲍林和研究所理事会商量，在俄勒冈买一块土地——该州新近将某一天宣布为“莱纳斯·鲍林日”——然后再创立一个新的规模宏大的研究机构，专门开发莱纳斯·鲍林牌药物。根据鲁滨逊的设想，这一机构将会成为萨尔克研究所或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竞争对手。他在俄勒冈州立大学南面几英里的一个小山上找到了一块风景优美、面积为两千公顷的农业用地，并且与当地医院的官员见了面，这些人似乎都赞成在医疗研究方面进行合作的意向。他还多次拜会了该州州长。双方草签了一份在资金方面诚心合作的协议。鲁滨逊看到自己的前程突然明亮美好起来，他将成为一个受人仰慕的大型研究中心的负责人。“我们要建立像斯坦福大学那样的一所名校，”鲁滨逊说道。
但是，并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梦想。那时，鲁滨逊新婚燕尔，因而，去看望鲍林夫妇的次数急剧减少；在此之前，他们之间的关系一度甚为密切，鲁滨逊几乎称得上是他们的另一个儿子，但是，这种关系近来却开始冷淡起来。再说，他和鲍林在思想上也缺乏沟通。举例来说，鲁滨逊认为，鲍林希望进一步从研究所的日常事务中脱出身来，用更多的时问去大苏尔牧场陪伴爱娃，写写理论文章，只是偶尔几次来看看研究所的工作。鲁滨逊有这种想法也不无道理，鲍林毕竟是76岁的人了，他让各滨逊当研究所所长，正是因为他不想钻在行政事务堆里。因此，鲁滨逊大权独揽，颇感自在。研究所就是他的生命，而现在机会来了，一定要大干一番。
但是，在他做梦在绿树丛中建造一所新的斯坦福大学然而还未开始行动的时候，他在研究所搬家是否明智的问题上却得不到一致的赞同。希克斯可不那么急着要背井离乡到俄勒冈去安家，他喜欢海湾地区，这个地方有大钱可赚，而且社会联系众多，他仍想待在这里。研究所许多工作人员电这样想，其中有些人还是理事会的骨干。
希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