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战分子奖
鲍林又可以扬眉吐气了。新闻媒体打到护林小站的电话泛滥成灾，鲍林从中了解到事情的经过。就在部分禁试条约生效的那一天，挪威议会所属的诺贝尔奖委员会史无前例地宣布，同时颁发两个诺贝尔和平奖：一个奖给鲍林，算是前一年（1962年）的和平奖，因为当年没有颁发和平奖，委员会也未作说明；另一个奖是1963年的和平奖，奖给了国际红十字会。
这一消息来得太突然，鲍林思想上根本就没有准备。他整整用了四个小时向从世界各地来到护林小站的记者诉说自己惊喜交集的心情。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他非常高兴，因为他为和平所做的事情总算得到了认同。有一次他在与记者会见的时候，突然间插进了一个陌生人大声讲话的声音：“上帝保佑您，鲍林博士！”护林员不好意思地解释说，他们正在举行庆祝会，这方海岸线附近的人都像他一样感到很兴奋。
美国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并不是没有先例——马歇尔①本奇②50年代就曾得到过诺贝尔和平奖——但这一次很特别，铸成了一条大新闻。当鲍林挂断电话回到自己的小屋时，媒体已经开始热炒这件大喜事。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成群结队飞抵蒙特里和圣西农赫斯特城堡的小型飞机场，接着又租车南下风尘仆仆地来到这个远离城市的牧场。鲍林夫妇看到这一情况，感到还是开车回到帕萨迪纳去更好些。
①马歇尔（GeorgeCatlettMalshall，1880—1959），美国陆军五星上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任陆军参谋长（1939－1945），后任调解中国内战的特使（1945—1947），国务卿（1947—1949），国防部长（1950—l951），提出“欧洲复习计划”（即“马歇尔计划”），获1953年诺贝尔和平奖。
②本奇（RalphJohnsonBunche，1907—1971），美国国务院官员，联合国创始人之一，1947年任联合国托管部主任，后升任副秘书长，在调解国际争端方面有贡献，获1950年诺贝尔和平奖。
当他们抵达家里的时候，发现许多记者已经在爱娃的花园里搭起了帐篷。摄影机在不停地摇转，摄影灯光在闪烁，一批批电报从四面八方飞来，电话铃声不绝于耳。鲍林来不及喘一口气就举行了一次简短的记者招待会。会上，他首先感谢诺贝尔奖委员会，然后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次获奖也许能在美国促使争取和平的活动成为受人尊敬的事业。随后，他推开簇拥在身边的记者，试图尽快摆脱这一切，脚踏实地回到现实的生活中。
鲍林心头充满了喜悦。多少年了，因为参加争取和平的活动，他曾经受到多少人的指摘、谩骂和压制。现在，他总算洗清了不白之冤。既然世界用这种方式承认了他工作的价值，怎么还会有人说他是受人指使走上了迷途呢？他和爱娃谈论这一点时，又领悟到了另一层意思：历史上谁也没有获得过两次由一人独享的诺贝尔奖。爱娃很快就指出，居里夫人就获得过两次，但鲍林说她有一次是与别人共享的，而他的两次奖都是他一人独得的。
至少从字面意义上可讲，这两次奖都是他一人独得的。不过，鲍林当然也同意一些祝贺电报的说法，认为爱娃有资格共享这项诺贝尔奖，而且爱娃本人也不讳言她无愧于分享这一荣誉。“我们将这一荣誉看作为一个明证，证明这么多年来我们的立场是正确的，”爱娃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同时又谦和地提到了自己在鲍林的政治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您当然清楚，我丈夫原本希望不声不响地待在自己的实验室中搞他的科学研究。但是，人比科学真理更重要……”每次发表有关这次诺贝尔奖的声明，鲍林总会非常细心地提到，这也是对罗素所做工作的承认，是对全世界各地反对核武器的和平人士所作努力的承认。
然而，话虽这么说，这个奖毕竟还是他得到的。在鲍林的眼里，这比他获得的任何其他奖励更珍贵。“我得到了诺贝尔化学奖，只是因为我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且做得比较有成效……况且那时我心情很舒畅。那时我正在做的事，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我可以做而且也喜欢做的事。因为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获得诺贝尔奖，那当然不错。不过，我已经说过，我总是要做一些事情的，”他对采访他的一位记者这样说。另一方面“我曾经作过五百次讲演，谈论放射性尘埃，谈论核战争，谈论在大气层停止核试验的必要性，谈论最终消灭战争的必要性。您知道，我并不喜欢作这类讲演……我在做的事是我不感兴趣的事，只是出于道德和信念的驱使，我才这样做。在某种意义上我是逼出来的……因此，当我在1963年得悉我已被授予诺贝尔奖时，我感到我们作出的牺牲还是值得的。”
诺贝尔和平奖使鲍林回旋的余地增大了，光奖金就是五万美元——相当于他在加州理工学院三年的工资——他和爱娃立即筹划利用这笔钱建造一个现代化的新家，以取代鹿寓牧场那所陈旧的小屋。
同时，他离开加州理工学院的打算也更加坚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