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富豪
在公开场合，鲍林算得上是大获全胜了。他迫使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后退了一步，他们再也不敢借用蔑视国会的罪名进行威胁了。托德黔驴技穷诽谤鲍林的图谋似乎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新闻媒体大多数人都没有理会他那套老掉了牙的指控。听证会结束不到一个月，肯尼迪在争夺白宫的竞选中得胜，美国政治即将步入新的方向。对鲍林举行的听证会实际上成了以反共名义对持不同政见人士政治迫害的最后一次尝试。
鲍林的坚定立场使他成了和平运动中赫赫有名的伟大英雄。在与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发生的那次冲撞以后两个星期，健全核政策全国委员会在纽约组织了一次集会，这次集会在后来自发地演变为对鲍林的一次表彰会。听说鲍林要到会讲话，一下子就有两千多人挤进了宾馆游艇俱乐部舞厅，还有几百个人挤在附近几个房间里通过扩音机收听他的演说。另外有好几百人经过劝阻才悻悻离去。大家都想亲眼看一看这位打败了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的人。为了支持鲍林敢于在国会抗争的精神，当地有成千上万名大学生在一份请愿书上签了名。当鲍林接过这份请愿书时，与会者热烈鼓掌。他们认真地听取了鲍林讲述与小组委员会斗争的亲身经历。鲍林呼吁永远结束战争，恢复人的权利，赢得全场听众的欢呼和喝彩。他从自己的经历中学到了一些东西。‘净取和平的斗争，”他对听众说，“离不开争取自由的斗争。”
与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从此开始，鲍林可以偃旗息鼓，马放南山，将这一段经历抛在脑后了。但是，他做不到这一点。经受挨人质询的煎熬时刻，面对处心积虑毁谤他名声的卑劣伎俩，他的人格受到了莫大的侮辱。鲍林怒气难消，认为这一切是麦卡锡主义的死灰复燃。他不仅没有拂袖而去，正好相反，他比过去更加精神抖擞。他连续不断地到处游说，频频在电视里抛头露面，攻击托德，口口声声责备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和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不讲道德”，责骂那位参议员是“一个混蛋”。
“据我所知，我们美国只有几千名共产党员，而在法国和意大利却有好几百万，”在托德召开的听证会后不久鲍林这样写道。“我实在弄不懂美国人民怎么会受到几千名共产党人的危害。共产党人对我们的人权和自由可能会成为一种危胁，对此我们应当清醒，情况严重时，我们还得保持警惕……（但是）反共的压制力量目前处在有权有势的地位，因而更加是一种威胁——他们现在就在剥夺我们的正当权利。”此时，鲍林分出了一部分时间致力于取消这一类调查委员会的活动，下定决心与这些即将寿终正寝的宿敌周旋到底。
然而，托德反扑过来了。虽然鲍林成功地推迟了上次参议院听证会报告的发表——1961年初，有人一直在争论要不要在这份报告里列入托德没有宣读的那部分开场白和其他有关的材料——以托德为首的小组委员会还是发表了另外一份单独的报告，其内容涉及到普格瓦什运动，简要介绍了一些运动参加者的可疑背景，其中就有九页多的篇幅专门介绍鲍林“明显地倾向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情况……自然与共产党人所持观点保持一致，而这一切都与科学研究活动毫不相干”。原先那份小组委员会的报告后来发表于1961年3月，其中包括了托德开场白声明的全文。随同此文刊登的还有小组委员会的一则新闻公告，其中提到，“我们有理由怀疑，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散发（鲍林的）请愿书的过程中，共产党的组织机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文中提供的证据主要是鲍林与左派交往的历史。“在我国共产党人展开的和平攻势中，鲍林几乎在每一次重大的活动中都充当了科学界领头羊的角色，”这份报告得出结论说，有一系列迹象表明，这一切“并不全是偶然或者在他不自觉的情况下发生的”。他唯恐鲍林的同行弄不明白其中的含意，托德还主动向国家科学院院士和其他著名科学家提供了这份报告的副本。
“造谣……中伤……这是我所见到过的最为恶劣的诽谤，”威林在读了这份报告以后对鲍林说道。鲍林完全同意这一看法。第二天，他致函美国人道主义协会，猛烈抨击托德的做法，责问他或者小组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敢不敢放弃国会议员的辖免权，以便让鲍林控告他们。鲍林在早些时候还曾说过，他可以与托德进行公开的辩论。
鲍林的反应也延伸到了那些跟着托德亦步亦趋的人和事，其中包括紧跟在小组委员会后摇唇鼓舌的报刊文章，还有那些鲍林认为是诋毁自己人格的谈话声明。“有些报纸成了麦卡锡主义卷土重来的帮凶，”他说。“这些报纸应当停办。”为此，他又单枪匹马地展开了战斗。在下一年里，他和自己的律师们先后提出了五起法律诉讼。他要求华盛顿贝林汉姆的《先驱报》赔偿6万美元，因为该报登载了一些致编辑部的信，对鲍林的爱国主义表示怀疑；要求宾夕法尼亚州约克群反共联盟赔偿10万美元，因为该组织根据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的报告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圣路易斯《全球民主》杂志发表了一篇反对鲍林的社论，鲍林要求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