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我希望美利坚合众国带一个头，在处理世界事务的进程中，让道德占有优先的地位。”
这篇基调性政治演说在世界各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每到一处，无论是英国，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奥地利，还是法国，他都受到了许多反对核武器的团体和群众热烈的欢迎。他的形象与美国伦那副典型的漫画式形象构成了鲜明的对照：美国佬在人们的心目中，不是华盛顿那样张牙舞爪的帝国主义官僚，就是大腹便便、粗里粗气、丑陋无比的美国游客；鲍林则是身材魁梧、机智幽默、平易近人的西方人，谁也不能使他闭上嘴，无论美国政府怎样对待他，他决不害怕把真理讲出来。
与英国移民局发生的纠葛，标志着鲍林一生在公共场合最后碰到的一次令人不快的事件。随着美国官方政策向禁试方向倾斜，只有极右派的新闻媒体仍要攻击积极反对核武器的人士了。鲍林仍然受到联邦调查局的秘密跟踪，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仍在搜集和整理有关他活动的档案。但是，联邦调查局经过12年调查，能够说出对鲍林最不利的结论是：“多年来，鲍林一直是渴望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的人……他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一个唯我独尊的人物。”唯我独尊构不成叛国罪，因此，鲍林的名字也就从这个机构的安全薄上删去了。
日内瓦禁试谈判原定于1958年10月的最后一天举行——这个日子也是希望各国暂停核试验的起始日。在此之前的准备期内，有关各方都争分夺秒地进行了一系列核试验，这些也许是在一段时间里最后的试验了。美国将自己进行的这一系列试验称之为“截止式行动”。单单在10月份的前三个星期里，苏联人就爆炸了14颗核装置，散发出大量的放射性尘埃，由此导致洛杉矶的放射性含量的读数比正常数字升了120倍，这是在核试验地区以外记录到的最高值。在万圣节来到之前，三个核大国在1958年一共进行了63次核试验——这个数字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核试验总数的三分之一，而且是在10个月时间里完成的。
与此同时，联合国的一个专家委员会核对了所有的证据，得到的结论证实了鲍林发现的结果：核试验每年大概会造成42万白血病病例，“即使是最小数量的放射性也可能造成遗传性恶化的……效果”
日内瓦谈判开始时，媒体报道称，1958年进行的各种核试验生成的放射性烟云正在向各方飘散。这使公众感到焦急和不安，鲍林也乘机在火上浇油。他知道，谈判在以前曾经破裂过，特勒和原子能委员会新任主席麦科恩仍在拼命鼓动有关方面恢复核试验。鲍林还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公众不断向有关方面施压，才能保证谈判不出轨。他发表演说的时间表仍然是排得满满的，他照样经常地与接受原子能委员会资助的研究人员进行小范围内的争论，这些研究人员对他提供的核试验影响健康的数据表示有怀疑。那一年秋天，鲍林与那些认为他的估计数据不可靠或者有政治动机的人经常有书面的交锋；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他每一次都会引用有关方面认真研究后发表出来的资料，例如，联合国公布的报告，还有原子能委员会自身发表的数字。这类争论的最终结果总相同：在缺乏更精确资料的情况下，鲍林的数字和别人的数字都是有案可查的，他在《不再有战争！》一书中提出的论点和事实是正确的。“我可以高兴地说，自从我这本书面世以来，发表的任何新信息都没有推翻我在书中得出的任何一个论点，”他在1959年1月这样写道。
日内瓦谈判一直继续到第二年春天。在此期间，鲍林在全世界各地游说，向和平团体、教会组织、学生组织、工人组织和其他各方面人士讲话。前一年秋天疯狂地进行的核试验生成了大量放射性尘埃，此时，这些尘埃仍然飘浮在空中，散落到四面八方，因此，鲍林的讲话就更有份量了。报刊几乎每天都要用这样一些标题把这个问题带进千家万户：“喷气客机飞越美国上空，机身外表覆上放射性镀层”；“明尼苏达州小麦锶90含量超标”；“牛奶和儿童骨骼中锶90含量急剧上升”；“纽约锶90含量四年翻番”。此时，原子能委员会正在采取新的行动，鼓励人们构筑防弹设施，只因未及时发表新闻公告，就被人指摘为自相矛盾。评论界质问：同一个机构，一方面在加紧研制核武器，另一方面又要负责监测核武器对健康的影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政治上的压力也不断加大，有人要求撤销原子能委员会有关公众健康方面的职责，鲍林则提议将这种职责转交给美国公共卫生署。
反对核武器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的热情也日益高涨。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举行了一次健全核政策全国委员会的集会，有二千四百多人闻讯前往当地的一个礼堂，在那里，他们屏息静听鲍林传达一条条令人心寒的消息：美国积聚了一个庞大的核武库，足以杀死世界上每一个人二十多次；构筑防弹的设施，建立全民防御的体制，这类高谈阔论“全是幼稚可笑的胡话”；原子能委员会是一个“反复无常”的机构；“我们孩子骨骼中锶90的安全含量是零”。
鲍林心里想，辞去系主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