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在放射性尘埃问题上接连不断的抗议。由于鲍林公开发起的运动和其他方面的原因，这方面活动的力量仍是相当强大的。总结回顾了过去十八个月里的政绩，希望自己在离开政坛以前能做一点实事来推进世界和平的事业。
于是，出于种种原因，美国政府在1958年夏天突然同意进行禁试的谈判。1958年7月，在日内瓦召开了一次有关专家的会议，在技术上研究核查的可行性——谈判双方都需要保证，条约一旦生效，要是某一个国家有欺诈行为，就能立即被抓住，因此，核查是在这个方向上迈出的第一步。那年夏天，专家们在紧张地谈判，另一方面，核试验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不过，到了8月下半月，鲍林听到了好消息：日内瓦专家会议已认定，要识别一次非法的核试验，甚至是地下核试验，在技术上是可以办到的。现在，通向禁试的大门已经打开了。美国和英国已经完成了一系列最新的试验，因而能正式宣布，它们准备停止核试验一年，条件是苏联人也这样做。
在此之前六个月，提出禁止核试验的任何想法都被认为是共产党颠复活动的证据。如今，这已成为政府官方的政策。
这一惊人的转变使鲍林兴奋不已。此时正值鲍林的新书《不再有战争！》开始上书架发售之际，鲍林旋风般地周游于全国各地，进行促销的活动，希望能在公众中产生一种轰动的效应。但是，也许美国政策的变化降低了这本书的吸引力，尽管它受到广泛的好评和推崇，评论界也不乏褒词和赞语，钦佩他勇于坚持禁试的立场，称赞书中的“论述简洁有力”，但这本书的销售情况却令人失望。鲍林最后自己掏腰包买了几百本，分发给他认为在禁试问题上有些影响的人物。他还向世界各国领导人寄送了一些，向美国参议院议员各送了一本，甚至还在加州理工学院同事的办公台上留下了几本。
鲍林成了艾森豪威尔改革的倡导者，不过，这一地位并不意味着他将不再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了。8月底，他抵达英国，一方面是出席学术会议，另一方面是要亲自露面，支持《不再有战争！》一书在英国出版。他还要向“核裁军运动”发表演说，这是以罗素为首的和平人士组成的一个团体。移民局官员强迫鲍林缩短访问英国的时间，使他无法参加反对核试验的群众集会。鲍林和罗素设法将这一事件在新闻媒体上曝光，各报将其作为冷战歇斯底里的一个例子作了广泛的报道。结果产生了预期的影响：英国政府只好让步，允许鲍林回到集会上讲话。经过这一番吵闹，鲍林出现在集会上，引来了一片欢呼喝彩声。正如一家报纸报道的那样，移民局弄巧成拙，帮助鲍林成了“在英国反氢弹积极分子面前讲话的一位最惹人注目的名人”。
此时，鲍林对自己将要发表的讲话完美无缺地打好了腹稿，这将是一篇标准有力的反对核试验的政治演说，估计历时一小时左右。开头总是一样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无与伦比的世界上”，他要对在场听众说，“一个美妙的世界！我喜欢世上的一切：星星，高山，海洋、湖泊和河流，森林，矿产，分子——特别是人。在最近几个世纪里，关于这一个世界，科学家已经发现许多神奇的事情……”他要简单地列举自己颇感兴趣的几项新发现，谈谈血红蛋白的结构，说明中微子的特性有点像小小的推进器，等等。在此之后，他还要从科学怎样使社会进步，一直谈到医学、交通和通讯事业的发展。
不过，他希望说明，科学上也有一些发明和创造，已经将这个世界完全置于空前的危险中。他接下去就要进入中心的议题，论述1945年的原子弹和1954年的铀弹“这两次重大的突变”使战争成了人们不敢想象的事。他还打算向听众描述一番恐怖的景象，说明放射性尘埃和全面核战争灾难将会造成怎样的破坏，然后再用一些具体的数字激起听众的愤怒，让他们了解美国正在花费多少金钱来毁灭这个世界。同时，他还要告诉听众关于核武器研制和扩散的最新消息。“为什么要制造更多的毁灭性武器呢？”他会这样问。“这些武器非用不可吗？这个世界上各个大国的领导人是否想要牺牲世界上所有的人，因为他们都不愿合情合理地进行彼此之间的谈判，运用人类的理性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我认为，这些政治家和外交家仍然生活在19世纪的世界上，他们不懂得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仍然生活在强权政治的旧世界中，而不是生活在今天这个现实世界上。”
他坚持认为，新的科学进步要求在政治上采用新的做法。“我们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应具有科学的精神，”他会这样说，“处理国际事务，就是努力寻求正确、公正地解决国际问题的方法，决不是让一个国家压倒另一个国家，也不是挖空心思去损害他国的利益。我相信道德，相信正义，相信人道主义……是让道德在国际事务中占有支配地位的时候了，是让世界各国用国际法来规范自己行为的时候了。”最后，如果听众是美国人的话，他还会挥舞这样的旗帜：“我是美国人，”他将这样来结束自己的演说，“出生在俄勒冈，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已经多年了。我为自己伟大的祖国而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