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这是一个由法国原子物理学家，共产党员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①导的左翼国际组织在美国的分支；在美国进步公民协会和艺术、科学和专业人士委员会中保持领导地位；并继续就那些让他惹上麻烦的话题发表演说。
①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FiedericJoliot-Curie，1900—1958），法国原子物理学家，著名科学家，皮埃尔和玛丽·约里奥—居里夫妇的长女婿，与其妻伊伦·居里（IreneJuliotJuliot—Curie）合作发现中子而共获1935年诺贝尔化学奖。
在那段时间内，他是美国为数不多的几个坚持就和平和民权公开发表自己观点的知名人士之一。当众人明哲保身的时候，他们却承受了个人和职业的风险。尽管人性自然地倾向于保护自己，鲍林却坚守阵地。他当然乐意将所有的时间都投入科学，避免任何政治纷争而专注于揭开自然之谜，并享受由此带来的个人满足、地位、金钱和荣誉。至少在科学上来说，鲍林并不是一个反叛者。他的勇敢表现在他敢于越过学科的界限，但是他的勇气是建立在科学的基本准则和预测上的。他的成功并不在于推翻科学秩序，恰恰相反，他在其中如鱼得水。他比别人更勤奋，更敢于将自己的思想推向更高的层面，实际上，他非常希望成为这种秩序的一部分。他希望得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别人的掌声，需要科学院和学术团体授予的奖励和荣誉。他后来说，从这一点来说，他是一个遵纪守法的人。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的政治活动表明他绝对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在这一领域中，他公开地挑战权威。拿他的话来说，在麦卡锡时代，“我性格中有两种对立的品格彼此在争斗：一种要我听话，一种要我相信自己的判断。”
在政治舞台上，他妥协的欲望被另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所替代：他对自己的信心。在一种层次上，他可以简单地说，就像他在那段时间里经常说的那样，“我觉得投身政治是我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和一个科学家的职责。”但是在内心深处，他必须为自己冒如此大的风险，给自己和家庭带来如此大的压力寻找一种理由。他以科学家的思维方式苦苦思索着自己的政治信仰。
如同所有科学家一样，鲍林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和许多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一样，他用理性替代了上帝，而且他相信理性的思维和科学方法的应用将促使社会不断地进步。知识是钥匙。鲍林的道德观念来源于他相信的真理；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理性的人，而且他相信其他理性的人只要有足够的知识，也会得出与他相似的结论。
鲍林的信念反映了从大萧条到60年代初期其他许多左翼人士和自由派人士的观点。一些科学家尝试共产主义并参加左翼政治活动，因为这一体系建立在理智和理性之上。法国的伯纳尔和约里奥—居里成为左派，因为他们发现在此可以用科学方法来处理人间的事务。为最多的人创造最多的利益这一社会主义思想在统计学上是完全正确的。苏联在这一意义上也许称不上完美，但是至少它采取了勇敢和必要的步骤来推进人类的进步，如将理性运用到处理人问事务中来，将科学家提升到社会的顶层，并制定出一个个理性的五年计划。相对而言，资本主义提升的是企业家，奖励的是贪婪。
鲍林信仰科学人文主义和社会主义，并用一种独特的美国言论自由补充这一种信仰。在此，他的政治理论相当简单，和他的科学思想同源：建筑在已经证实的知识体系上，将问题分解为几个组成部分，将注意力集中在最重要的部分上，并用新的认识重新将这几个部分组织起来。他相信美国政治的基础——知识体系和公认的智慧——是美国宪法和《人权法案》，他推崇这些文件是启蒙运动哲学的不朽丰碑。在麦卡锡时代，他认为代议制民主和言论自由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并从一种科学的立场来分析这些概念。照他的观点，美国的政治如同量子力学一样，可以用统计学来解释。“真正的民主体系运作的原则是，没有任何人聪明到可以单独一个人对非常复杂的问题作出正确的决定，作出正确的决定就是将民主制度下所有公民的意见加以平均的过程，”他写道。“这些观点对应着一条从左向右延伸的概率分布曲线。如果现在我们说所有位于右侧的观点都是不正常的，取平均值时应该剔除，那么我们得到的平均值就是错误的。只要理解概率，那么民主体系的运作显然要求每个人都有对政治问题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不管他的观点如何。”
因此，他现在处于概率曲线左侧并没有关系。他仍然是一个有效的数据点。他有权表达任何他喜好的观点。至少对鲍林而言，这是一个科学事实。
这一认识激励着他。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动因激励他继续发表自己的观点。“大多数科学家停止不前了。我可以理解他们。我能够理解为什么有人认为这一牺牲太大了。他们知道他们会失去工作。他们可能无法继续他们的科学研究。我也有同样的担忧，”他如此评论麦卡锡时代，“但是我将继续战斗，为了继续得到我妻子对我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