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体制，而是谈论那些想“驱使我们生活在全面恐怖气氛中”的政府官员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毒瘤”，谈论美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说：“使人改变罪恶的思想，比使钅不元素改变性质还要困难。”他说这一切的时候做到了直抒心声。
①千吨是原子弹或氢弹当量的单位，等于1000吨梯恩梯炸药的爆炸力。
于是鲍林也开始直抒心声了。鲍林将爱因斯坦作为自己的楷模：一个科学家在战后就应该像他那样凭良知采取行动。鲍林后来说道：“正是爱因斯坦的榜样使我和我的妻子下决心为这一事业贡献我们的力量。”
火烧的烟味
然而，在苏联东进和美国政治的共同作用下，紧急委员会和原子科学家联合会为争取制订合理的原子弹政策的努力很快就付诸东流了。
战争刚一结束，斯大林就把苏联“解放”的东欧国家统统封闭起来，从而导致丘吉尔在1946年的秋天发表了关于“铁幕”的著名讲话，这个讲话为反共分子创造了在其后40年里流行全国的通用词语。在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里，中国共产党也对国民党政府构成了危险。自俄国革命以来，美国一些政界人物经常将共产党征服世界的危险作为口实来吸引选票并取得很好的效果，现在这一武器又再次被抬起来加以使用。
共和党人利用这个题材攻击民主党。当时存在于苏联和世界各国之间唯一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原子弹问题。共和党人宣称：民主党内充斥着共产党同情者、绥靖主义者以及主张世界大一统和共享原子弹秘密的人。华盛顿的民主党政府对国家安全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1946年度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断言：美国人民必须在共产主义和共和党主义之间作出选择。
很多选民相信这个说法。在那一年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人在国会中新增了几十个席位，这个结果是公众舆论反共倾向抬头的明显信号，也是给杜鲁门和他的民主党人敲的一次警钟。
杜鲁门是一个老练的政客，当然不会不看到形势发展的方向。他的讲话调子突然明显右转，再也不谈与俄国人共享原子技术了。他还采取实际步骤使民主党人表现得与共和党人一样反共，其中之一就是发布了9835号行政命令，该命令规定自1947年3月起实行忠诚和安全审查制度，禁止联邦工作人员参加任何被司法部长认定的法西斯极权主义组织、共产党组织或者颠覆性组织，甚至也不准对任何这样的组织有“同情的表示”。这一措施的真实目的是清除政府雇员中的共产党人和共产党同情者。杜鲁门这一后来被人们称为“效忠制度”的行政命令，成为各州政府公职人员的忠诚检查和宣誓制度。司法部长手中的黑名单，以及随后不久由各州急于媚上的一些委员会所确定的其他黑名单，对于那些被认定为非常左倾的政治组织来说，实际上成了死刑判决书。
这种效忠制度在随后的五年中如毒蘑菇那样迅速蔓延开来，成了一种对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中可疑分子进行法外调查的机制。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联邦调查局以及各种州级委员会开始对几百万美国人建立档案，这些人的唯一罪行也许就是参加过某一特定的政治组织。这是建立所谓国内安全秩序的序曲。
鲍林以一种日益提高的警觉注视着这场全国性的政治论战。1946年选举以后，论战离开了控制原子能的主题而变成了对共产党人的搜捕。加州的反共热潮甚嚣尘上，其速度和规模超过了其他各州。早在1947年，洛杉矶官员就命令各县图书馆从书架上撤走所有共产党书籍。加州搜寻赤色分子的领头人物是州参议员杰克·特尼，此人早先是一名歌词作者，此时正领导加州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很快就被人称为特尼委员会）与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展开了一场狂热的反共竞赛。特尼委员会总能领先一步，特尼的大名也由此频频出现于报纸的大标题中。特尼委员会公布了自己确定的加州“共产党阵线”的名单。所谓的“共产党阵线”，是指那些“与莫斯科并无正式联系却做着同样事情的组织”，包括艺术、科学和专业人士独立公民委员会好莱坞分会和一些其他的组织，这些组织政治态度温和，还不够资格列入司法部长的黑名单。特尼委员会的做法确实要比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更胜一筹。
特尼最早的攻击目标之一是好莱坞社区广播电台，这是艺术。科学和专业人士独立公民委员会的一个分支机构，其宗旨是在广播中提供左翼“平民社区节目”。鲍林是该电台的董事会成员。1946年年底，联邦通讯委员会审批该电台的开业执照申请，特尼把审批听证会变成了一个政治竞技场。他把拟议中的电台称为“斯大林的查理·麦卡锡”，并在证词中指控电台的许多组织者是“共产党阵线”组织，特别是艺术、科学和专业人士独立公民委员会的成员。鲍林代表电台在听证会上作证。后来当赫斯特报业集团的报纸“错误地”把电台称为“好莱坞共产党广播电台”时，鲍林成功地迫使报纸刊登了更正启事。
特尼委员会随即开始搜集鲍林的档案材料。
甚至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