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技术的雄辩讲话在争取公众支持麦克马洪法案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委员会的任务并不是为政府制订政策，而是向老百姓说明原子弹所带来的各种新问题，正如紧急委员会的成立声明所表明：“我们的世界正面临危机，而那些掌握决策权的政要们却尚未意识到这一点。被释放的原子能已经改变了一切，唯独我们的思维方式仍原封不动。人类由此正面临一场空前的灾难……人类如要继续生存并走向繁荣，确立新的思维方式已刻不容缓。”
委员会偶尔就军备竞赛的危险性，控制原子武器的国际协定的必要性等问题发表一些声明，这些声明借助爱因斯坦的崇高声誉而受到媒体的广泛重视。除此以外，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就是筹集经费以支持公众教育的各种刊物，诸如《原子科学家通报》等杂
鲍林把委员会的邀请视为巨大的荣耀，欣然接受了。他十分敬佩爱因斯坦。与少数几个科学家而不是与一个大型组织共同工作也很合他的心意。而且，参加紧急委员会也不致过于分散从事科研的精力。尤里向鲍林保证，并没有多少事情要做，只需每年到爱因斯坦家附近的普林斯顿开几次会，商议公开声明的内容以及确定筹措和分配经费的策略。
但是，加州遥远的距离，日益繁忙的工作日程，再加上喜欢独自工作这一也许是与生俱来的本性，使鲍林后来基本上没有参加过这类会议。他偶尔作为委员会的发言人到西海岸巡回演讲——一次他与西拉德一起冒险乘坐颠簸的小飞机沿哥伦比亚河谷上行，到达斯波坎市向该地区的电气工人大会发表演说。但是在各次委员会会议上，即使在重要的记者招待会上，他经常是唯一缺席的委员。多年以后，其他委员甚至回忆不起来是否见到过他。
对鲍林来说，比参加会议重要得多的是有了与爱因斯坦单独谈话的机会。鲍林认为爱因斯坦是与牛顿和达尔文并列的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是自成一格的思想家。爱因斯坦在创立崭新的物理理论方面领先于同代人的距离要以光年计量。鲍林还发现，爱因斯坦有关和平问题的论述也比其他科学家的话更能抓住人心，发人深省。
在鲍林应邀参加紧急委员会前几个星期，爱因斯坦对《纽约时报》发表讲话说：“原子弹已经深刻改变了我们熟悉的世界的性质，因此人类必须改变思维方式以适应新的栖息环境……在可预见的未来，人类不会拥有防卫原子弹袭击的方法……美国的核武库虽然占有暂时的优势，但我们肯定不可能永远独占秘密。一部分人率先发现的自然界秘密，总有一天会被另一部分人掌握，只要这些人保持耐心，坚持探求。”与鲍林一样，爱因斯坦也认为需要建立一个世界政府，这个政府能够惩罚任何战争发动者。爱因斯坦同意这样的观点，即科学家在教育民众认清核战争危险方面负有特殊的责任。“决定美国政策的将不是联合国会议桌上的讨论，而是普通老百姓在社区广场通过的决议。我国在纽约、巴黎和莫斯科的代表将最终根据这类决议去行事。”他还说：“我们必须到社区广场宣传原子能技术的真相，从那里将能听到美国人民的声音。”
在加入紧急委员会之前，鲍林与爱因斯坦只在社交场合有过寥寥数语的交谈；但在此之后，鲍林只要来到普林斯顿，就会应邀前去拜访爱因斯坦。爱娃通常陪同前往。爱因斯坦总是站在默塞街的老式住宅的门口迎接他们，然后陪同他们走进二楼的书房进行交谈。谈话一般延续一个多小时，内容很少涉及到科学问题，主要话题还是世界大事、公众舆论、原子弹的残忍以及战争与和平问题。爱娃谈话时充满活力，才智焕发，爱因斯坦和她交谈特别投机。鲍林回忆说，爱因斯坦非常幽默，他们三人经常说些轶事和笑话。私下与这一伟人交谈，鲍林受到了深刻的影响，他对政治问题的认识得到了深化和澄清。爱因斯坦曾经鼓励罗斯福研制原子弹作为击败希特勒的武器。而现在妖精已从魔瓶中释放出来，他就感到负有特别的责任促使人们能理智地使用这一种武器。与众多的科学家相比，爱因斯坦是从更加广阔的背景来观察美国的原子弹政策的，他批评当时存在的滥用原子弹的巨大威力谋取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倾向。他认为，真正的罪恶是民族主义，它带来狂妄和自傲，带来强烈的竞争和战争的欲望。为了克服这一种倾向，唯一的途径就是宣传和发动民众，使他们认识成立世界政府的必要性。爱因斯坦告诉鲍林，现在已经出现了实现这个目标的可能性，因为原子弹的产生引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一可怕的技术产物将驱使人类实现某种形式的全球合作，这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科学家理应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否则人类将面临灾难。
大多数科学家认为，在分析原子弹政策的时候，应该限于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进行，只谈那些可以弄清和评估的情况。由物理学家来告知人类学家怎样开展工作是荒谬的，更不要说政治家了。不同领域的工作需要有不同的专业知识去指导。然而爱因斯坦却不受这种观念的束缚。他曾在30年代亲眼见到了德国的魔鬼希特勒，并且毫无畏惧地点名批评。当爱因斯坦谈及原子弹问题的时候，他不是谈论千吨①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