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已如此时，我会声称我受任第15集团军的指挥官是因为我心甘情愿，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不愿意成为其中的一分子，跟着他们一起打着反纳粹的旗号，实际上干着摧毁德国的事情。进一步讲，就是这种完全非美国式的和近乎盖世太保型的反纳粹方式令我十分憎恶，也是我的英国式思维所无法理解，不能接受的，再讲得明白点儿就是，我认为较之把德国完全毁灭，倒不如把它作为一个缓冲区，来对付真正的危机，那就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
这真是冠冕堂皇的假象。
在会谈中，艾森豪威尔将军带进来两个人，一个是爱德考克将军，他的G－5，另一个是道恩博士，很明显，那博士是专为爱德考克提供情报的，他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是一个纯种的德国人。我想他没准儿还是个伪装着的共产党，我实在忍不住想对他发脾气，但是我知道，如果我这样做的话，就会出现更不利于我的报道，比以前的还糟。
艾森豪威尔也在会谈中提到，接到几位下属的报告，说我告诉他们目前应该巩固德国，增强它的实力，因为未来的5年里，我们要集中力量向俄国开战。这两个打小报告的官员毫无疑问就是爱德考克和比特，因为我从未对别人说过这些话，只是当他们俩是朋友才跟他们讲的。我怎么会当这些人是朋友？真是个失误。
艾克语出惊人，他说当敌对状态在升级时，重要的是命令和纪律，但现在敌对状态已经结束了，显然最重要的是世界性的社会舆论保持一致——无论它是对是错，这让我想起戴克托的一句名言：“我的祖国，或许她是对的，但是无论对还是错，她都是我的祖国。”借着这个套路，我们也能造个句子，“我的舆论，或许它是对的，但是，无论对还是错，它都是我的舆论。”
显然，艾克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以救世主自居了，因为每个人都在拍他的马屁，除了我。
艾森豪威尔将军说他认为无论从政府所有的纳粹官员中立刻撤掉多少，都会对巴伐利亚的治理产生负面影响，但他们应该被撤职。因为据他的经验看来，总有些下属要接管上级的工作。在战斗中，我相信这话对，在军事管制政府中，也有可能是对的。这真是怪事，打仗的时候，我愿意让别人脑袋搬家，但到了和平时期，我的英国血统又让我喜欢让别人撤职，而且不走法律程序。但是，我仍然会按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意愿行事，不仅是从字面上，也是从精神实质上。
因为从文林豪威尔将军的举动上看，我们无疑要撤销弗雷特兹·斯恰菲尔的职位，所以我问他希望让谁任长官，他说，“问道思，”我和道恩推荐了一个人，威尔海姆·赫格纳博士，所以我6点半给哈金斯打了个电话，让他撤销斯卡福·兰格和瑞特哈伯的职务，以及他们部门里用纳粹主义熏陶出来的所有成员，无论这会给巴伐利亚的治理带来何种影响，也不管是否会导致饥荒——不仅是对德国人，也是对为避战而流落在国外的人。这样的处理方法看来是皆大欢喜了，不包括我。
艾克显然是太着急了，因为他本不该对我这么友好的，几乎见到我后第一句话就是，“如果你要打发这个晚上，当然要和我在一起，但我考虑到你应该尽快赶回拜德·陶兹去，所以我安排我的专列送你回去，7点难时发车。”6点半的时候，我登上了火车。
我们离开时，还在大厅里碰到了那群爱制造麻烦的记者们，艾森豪威尔问他们想了解些什么，记者们要求他就我们刚才的谈话发表一篇声明。他说，“凡是在我认为适当的时候，就会与我的军队指挥官举行会谈。”然后就走掉了。
会谈之中，艾森豪威尔比我见过他的任何时候都兴奋，我想这可能反映出了他很担心推迟他出任美国元首的事，并且害怕如果他滞留在这里会影响他的声誉。我想这并非是把人忧天，但我不相信这种紧张不安的情绪，就能解释本质还不错的他为什么在德国人的处理上那么不道德。1945年10月1日给比阿特丽丝的信
在我目前的记忆中有一件事还没能弄明白，那就是哈里（斯蒂姆森）反对乔治（马歇尔）时毫不犹豫的态度。
在我的潜意识里，我还是很愿意摆脱这一切的，因为我最恨兜圈子，但是大家都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这种不合情理的方式也是我们必须要用的。
所有的部队都在准备以最快的速度从山上下来，实际上是指所有的新兵。
犹太人和共产党迫于压力将会发起各种进攻，因而从现在开始，所有的军事管制政府就成为这些进攻的靶子了。
我只要简单地要求立即退休就可以恢复自尊，但如果真的到了那时，我过去所说过的话就会给我招来各种各样的报复……这会儿我真的快疯了。
1945年10月7日日记
因为下雨，所以我们决定把指挥权交接仪式改在体操馆进行。4个军的指挥官，罗伯森、哈蒙、麦克布莱德、佩克特在我们到达时已经在那里集合了，右面是国旗，左面是第3集团军的军旗，中间靠后是将军和陆军上将的旗帜。
正午时分，特拉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