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印发给国民党军各级指挥官。这年底，为了隐秘冈村的行踪，国民党当局把他从南京萨家湾原日军总部大院迁居到鼓楼以西金银街4号。
这是一幢独门独院的三层楼别墅。据说抗战期间，别墅的主人到美国避难去了。别墅因长期无人居住，院内长满了杂草。当时的金银街以北是一大片坟地，晚上，幽幽磷火飘忽不定，令人毛骨悚然。因此，那时候金银街白天行人稀少，晚上更是沓无人迹。何应钦亲自出马，左挑右选，才选中了这幢偏僻隐蔽的别墅，经过一番修缮后，把冈村安顿在这里。
这个国民党军政大员的座上客兼高级军事顾问，为什么东躲西藏隐居在此呢？原来，远东国防军事法庭自将他列入首要战犯后，于1946年8月、10月两次发出传票，要中国政府将冈村宁次押送到东京审判。国内许多报纸强烈要求政府审判冈村宁次。中共早在1945年11月5日《解放日报》公布的2万名战犯中，就将他列为第一号战犯。一些民间武术团体也遣杀手追捕冈村。驻南京的中外记者，也无时不在紧盯着他的行踪。风声越来越紧，强烈的声讨之势使冈村坐卧不宁。蒋介石、何应钦为保护这位协助国民党接收的“有功人员”和“军事天才”，曾三次安排他迁居，均因不安全而未成，最后才选中了金银街4号这幢别墅。
从1945年11月至1946年12月，在华的大部分日军、日侨已被陆续遣返回国，而且处理善后工作的各联络组织也相继撤回日本。按理说，这个被封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的冈村宁次，从1947年起除了接受审判外，就该无事可做了。但他在那幢小楼里却整天忙得焦头烂额，紧张程度甚至超过了他任侵华日军总司令官时期。那时候，他靠一帮得力助手、参谋，可以当甩手大掌柜，还有空闲去钓鱼、下围棋，现在没有那一套班子，他得事必躬亲。而且，他的命运毕竟攥在人家的手里，对国民党军政大员频频光顾来“询问”、“讨教”军事作战问题，他又不敢不支应。蒋介石待他也不薄，每月开销按时送到，需要的生活用品有求必应，逢生日、节日，何应钦、陈诚、汤恩伯等总要在各自的公馆内请他赴宴。他这时实际上成了国府大员们养在笼子里的金丝鸟，想飞是飞不掉的，但也享受着优待。不过，出于一贯的反共立场，他还是心甘情愿的。
直到1948年3月29日他被从南京转送到上海之前，他在这幢别墅小楼里总共住了约一年半。这期间，冈村遵国民党军事当局嘱托，先后撰写了《毛泽东的兵法及对付办法》、《围点打援是共军的作战特点》、《从敌对立场看中国军队》、《以集中兵力对集中兵力歼灭共军》等分析报告和文章。其中，他称撰写《从敌对立场看中国军队》一文时，几易其稿，历时颇长，因为“我自少佐时代经常来中国，相当通晓中国内情，又屡与中国军队交战，对其缺点也有充分了解，既受嘱托，又愿为改善中国军队略申己见，故直言不讳，加以批判。但拙著内容多涉及机密，故仅誊写三份，两份交出，一份留底，不久亦烧毁。据何应钦后来透露，看过该文件的只有何与蒋主席及另外一人”。可见冈村的这些文字，在蒋介石那里有何等重要的分量。
同时，国民党军事当局每策划一次新的作战计划，其作战厅总会有人来造访金银街4号，拐弯抹角地打探一下这里主人的意见，甚至后来冈村被内定“无罪释放”临回国之前，负责坚守大上海的汤恩伯还去追问他对长江防御的看法。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们过于迷信所谓专家的意见了。其实战争的胜负，往往不取决于某个人的军事才能，更决定于大势之走向、人心之聚散，连冈村自己不也是因此而签署了投降书吗？。
对这个侵华日军的总头目长期逍遥法外且久无音讯，各界舆论纷纷向政府提出质问。起初，国民党政府一直以“此人目前仍任联络部长官，遣返侨、俘工作尚未结束，何时对其拘留审理，当局正在研究中”，“目前在华仍有部分日本军民和征用的技术人员尚未遣返完毕，冈村现仍以联络员身分协助处理未了事宜”等语予以搪塞。但到了1948年3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派人来到南京政府国防部，声称要把冈村带走，因为整个日本战犯的审理工作即将结束，冈村必须在4月份远东军事法庭解散前到庭受审。
蒋介石、何应钦获悉，左右为难。他们心里明白，冈村去远东军事法庭，必定被判死刑，但若不把他交出，又怕因包庇战犯而受国人抗议。于是，紧急作出两条决定：1．根据国际情况，冈村以暂不回国为安全；2．对外称冈村因肺病（也确患了此病）被监视居住，待病好送回国。然后出具了冈村的病历证明，把来人打发回东京。
转眼到了6月，虽然这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仍未按原预定时间解散，但国民党当局以“冈村并未参加日本侵华的中央系统组织，其行为仅与在中国战场上发生的事实有关，因此不须送往东京处理”为由，仍决定在国内审判冈村宁次。7月7日上午，冈村接到国防部军事法庭的传票，要他在12日到上海市商会礼堂受审。冈村一时惊恐沮丧。第二天上午，何应钦派副官向他传达两条口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