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又派参谋主任桥岛等到吁胎县黄花塘新四军军部，以种种借口拒绝向新四军投降。八路军的谈判代表在北平、天津、太原、石家庄等地也遇到同样的拒绝。
冈村对共产党冷若冰霜，而对国民党却主动热情。8月27日，冷欣中将作为前进指挥所主任抵达南京时，冈村派小林浅三郎总参谋长率领百余名高级军官前往机场迎接。当晚，小林浅三郎代表冈村在新街口福昌饭店宴请冷欣。席间，小林对冷欣说：“我们盼望着由你们来接收。这几天，我军在前线仍在与八路军、新四军对峙。他们要受降，我们命令部队抵抗。上海中共地下党准备组织10万工人大起义，与新四军苏浙军区里应外合攻占上海，这一行动被我们制止了。”
冷欣对此表示感谢，称：“如果没有贵军的大力协助，许多大小城市早成了共产党的天下了。”接着，双方相互敬酒，场面十分亲热。
战争结束初期，国民党同内部掀起了一股所谓“中日合作亲善”的怪潮。按照蒋介石的指示，为了“不刺激对方”，对投降日军，一是不称俘虏，而称“徒手官兵”；二是到遣返为止，不解散其部队的指挥体制。只是将侵华军总司令改称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各方面军司令官改称“某某地区善后联络部长”。冈村也供认，停战后中国官民对日军、日侨的态度“出乎意料的良好”，他认为“这可能与中国人慷慨的民族性格有关。但最大原因是广为传闻的蒋介石先生8月15日所作的‘以德报怨’的广播演讲。这个演讲与当时斯大林之‘讨还日俄战争之仇’的声明比较，应该说中国之豪迈宽容，无以复加。这一思想及方针。已成为中国官民在接收日军投降及对待战犯等一系列问题态度的基础”。
他后来还在其回忆录中拐弯抹角地承认，200多万日军、日侨能在战败不久很快顺利返回国内，几乎未受到人身伤害，这是日本民族所做不到的。自甲午战争以来，在华的日本军民欠下过累累血债，中国人民完全有理由报复或至少像苏联那样，押他们在西伯利亚之类的地方服苦役，但中国没有这样做。历经战败，遣返整个过程的冈村宁次，不得不承认“中国民族敦良宽厚之性格，值得日本人学习”。
当然，蒋介石对冈村宁次个人的处置，就不完全是宽宏大量的因素，而是带有强烈的反共色彩。
9月9日举行过投降仪式后，10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率一些高级将领，与冈村举行了“亲切会见”。双方就反共合作问题进行了密谈。何应钦等人声称：“日军并非战败，中国军亦非胜利。尽管如此，我等应停止一切争议，让既往之事付诸东流，而致力于中日之合作。”此时的所谓“中日合作”，无非就是共同对付与国民党争夺受降权的中共。果然，何应钦提出：“对日战事结束了，国共战争就要开始，我们对共产党作战困难不少，蒋主席说要请贵军协助。”
冈村宁次点头赞同：“我既受天皇之命向中国投降，就应该忠实地为中国政府效劳。”
中秋节那一天，何应钦还派人送了两卡车月饼和1卡车水果，到萨家湾日军总司令部表示慰问。另外，何派王武上校单独给冈村送了两箱香烟和一箱茅台酒等物品。
10月21日，冈村应何应钦之邀，又举行了第二次会谈。“这次会谈，日方只我一人，对方有何应钦、萧参谋长、钮少将、王武上校（除萧氏外均精通日语）。谈完公事后，拿出甜酒，大家闲聊了两个多小时。席上，何应钦极力高唱中日合作。其中，何应钦谈话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有如下一段，河上将说：‘由于贵官认真负责的态度及贵司令部职员热诚勤勉，使接收工作顺利进行。应趁此机会培育中日合作的趋势，使子子孙孙继续下去。我任军政部长以来，就提倡中日合作，但因国内情况未能如愿以偿，而日本军部内，也有不谅解蒋委员长和我等真意者，因此遂启战端，诚不胜遗憾之至。我曾对矶谷、喜多两武官提出，如果日本侵占中国，外国势将介人，事态将向困难发展。7月3日芦沟桥事变前夕，喜多武官迫使中国放弃亲苏政策，并接受广田五原则时，我也曾说过中日相战两败俱伤，结果将使共党势力扩大。此事不幸为我言中。’何言毕举杯与我畅饮。”
国民政府从重庆还都南京是1946年5月5日，但蒋介石早在1945年12月20日就秘密来到南京。23日晨，冈村“突蒙蒋介石委员长召见，遂去总司令部作短时间面谈”。一见面，蒋即对他在接收过程中给予的合作表示感谢，并躬身问安：“贵官健康如何？生活上有何不便，请不要客气向我或何总司令提出。日本侨民有何困难，也请提出。我们会尽量给予便利。”冈村后来回忆当时情景说：“蒋和蔼之情溢于言表。……以好言相慰，深感敬佩。”
1946年6月，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共中原根据地为标志，国共两党战争全面爆发。在何应钦、汤恩伯等人的建议下，冈村宁次被秘密聘为国防部高级军事顾问，以发挥他的所谓“军事天才”。此前，冈村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根据对八路军作战的经验而编纂的《剿共指南》，也被译成中文后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