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布匹、西药、纸张、机械器材等物；（3）交换情报：阎、日双方驻当地部队，经办事处互相交换八路军活动的情报；（4）晋绥军兵员征募可由日方组织的傀儡政权协助；（5）日方拨给阎华北联币1200万元，华南储币500万元；拨给粮食5万石。等等。
阎锡山与日本的秘密协议，被中共在山西的负责人薄一波等获悉，感到事态严重。因为阎如果降日，不但是对全国抗战的一次重大心理打击，而且阎、日联起手来对付八路军，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决定通过舆论捅出阎、日秘密协议，同时，发动各界民众开展反投降运动，使阎一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题。
1941年11月30日，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代表王世英在克难坡求见阎锡山，原来由阎的交际处约定谈话15分钟，但在这次关键性的谈话过程中，王世英抓住阎投降的危机问题，对时局作了较详细的分析，谈话一直延长了3个多小时。这次谈话在3个问题上使阎有所畏惧。第一，日本只有南进才能解决它的战略物资困难问题，不会北进。因为阎一直认为日美不会开战，这样美国就不会公开援助中国。第二，蒋介石在全国人民压力之下，不会降日（阎当时得到的情报是蒋要投降，蒋汪合流，组织亲日政府，故他要先一步投降，窃据华北）。因为蒋一投降，他的政治资本就完了，人民会起来打倒他。第三，阎又问假如蒋介石投降，你们怎么办呢？王世英回答：我们的态度很明确，领导全国人民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谁投降我们就打谁。
阎、王两人长时间的谈话，使在外面等候接见的人焦急不安，而侍卫人员则在窗外偷听。他们对这次谈话十分重视，主要是想了解八路军的态度，阎也想乘机摸摸中共的底。谈话次日，王世英即返回延安。阎虽有与日“合作”的想法，但已有所顾忌。
冈村和阎各自的代表，后来又进行了两个来月的商谈，日方坚持要阎先离开克难坡进驻孝义，发表脱离重庆政府的通电，然后才能履行上述细则。阎则以黄河以西的工厂机器尚未运回河东为理由，坚持日方要先履行细则，再行进驻孝义，发表通电。这时，赵承绶由太原发电给阎报告：从商谈过程中来看，日方确是诱降，不是合作。嗣因日本准备太平洋战争，国内物资紧张，冈村不能如数拨出阎所要求的武器、物资、款项。同时，蒋介石获得阎和日方勾结的情报，派遣徐永昌和贾景德，由重庆来到克难坡，允拨阎军的欠饷并增加军政费用。在这种情况下，阎遂将赵承绶召回克难坡，静观时局变化，履行汾阳协定问题，也就暂时搁置下来。
见阎不降，1942年2月冈村决定以武力威逼，扬言要向克难坡和阎所控制的晋西进攻。这确实威胁到阎的生存问题了。阎锡山乃于4月初发动“晋西保卫战”，动员所有力量开赴前线，奖励晋绥军官兵每打死1个日本人赏洋100元，并许诺给士兵娶妻，以鼓励士气，改变过去恐日降日的想法。日军驻晋部队却根据过去的经验，对晋绥军非常轻视，公开说：“阎锡山的军队根本用不着打，只要在枪头上挂一顶日本军帽就吓跑了。”由于日军轻敌，阎又做了种种准备，所以日军在孝义县苏宋庄和汾城县华灵庙的战斗中受挫。至此，冈村宁次后悔不应逼阎过急，于是又派特使与阎谈判。
阎锡山称：“我们与日军来往是策略，并非真投降。”对这个钱铺小商人家庭出身的山西不倒翁，无论是东京的东条英机，还是身在北平的冈村宁次，谁都摸不透他真实的想法。冈村对他的参谋长安达二十三中将说：“阎锡山曾把中国人骗遍了，他派谁当代表，都当不了他的家，必须与阎直接谈判，才能解决问题。”
在冈村宁次的坚持下，双方于1942年5月6日在离克难坡不远的吉县安平村举行会谈，阎锡山被迫亲自出席。因为冈村通过这两年的几次大规模“肃正作战”，已严重地削弱了中共方面在华北的力量，随时可以腾出手来打击他。日方出席者的级别也不低，计有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中将、第1军司令官岩松义雄中将和该军参谋长花谷正少将、伪山西省长苏体仁等。会议内容：在阎锡山方面为：（一）申述亚洲同盟与中日两国之利益；（二）在彼此互相需要的合理条件内进行合作；（三）请日方表明此项合作，是否日本的国策，抑或地方的意见及对待中国的方针等等。在日军方面为：（一）强调东亚共荣圈的胜利，促间早日投降；（二）向阎提出“觉书”，促其通电脱离蒋介石方面，如当时发表通电，立即交付联币300万元，步枪1000枝；（三）关于汾阳协定应允之武器、物资、款项等，因数目太大，须陆续交付。
阎锡山对日方提出的问题，以一切准备尚未完成为借口，表示通电脱离重庆方面和向日投降，须再加考虑。因而会议没有达成协议，日方也将所带的联币、枪支，原物带走。
这次安平会谈未获结果，冈村大失所望。阎锡山毕竟不同于汪精卫，民族气节多少犹存；他手下的那帮晋绥军将领，也不同于麇集在汪周围的汉奸政客，不会答应向日本人投降。为了离间间与重庆方面的关系，搞心理战，冈村下令把阎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