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可保居民安定，对于促使民众向我方靠拢，也有很大效果。在准治安地区和未治安地区的交界处，修筑适当的隔离壕沟或小堡垒，是阻止共军入侵的有效方法，因而广泛地采用了这种方法。”
这种方法多田骏在任时就开始实施，但进展不快。冈村上任后根据他早先在北满推行的所谓“匪民分离”的经验，加快了步伐。到1942年10月前，日军重点针对晋察冀边区修筑完成了两条战略性封锁沟：一条东西走向，东起琢县经易县、紫荆关、沫源、灵丘，向西一直延伸到浑源，把北岳区北部和南部分割开来。另一条是南北走向，北起易县经满城、完县、唐县、曲阳、行唐，向南直到灵寿，与平汉线平行，借此既可维护铁路交通，又企图把冀西山区与冀中平原分割开。同时，日军还在晋东北与河北省交界处的县与县、乡与乡，以及日军据点周围，铁路和公路沿线，都挖了封锁沟，有的沟深、宽各2丈，部分还引河水灌人。冈村就任一年多以后向大本营报告声称，他们强迫中国老百姓已累计新挖和完善封锁沟11860公里，为山海关经张家口至宁夏的万里长城的6倍，相当于地球周长的1／4。
冈村宁次的这套囚笼政策，是德克塞的堡垒主义再加上曾国藩对付太平军的办法，既有以攻为守的战略，又有以守为攻的战略，可谓攻守兼而有之。他把筑路挖沟，筑垒修堡结为一体，用来围困八路军。另外，他吸取前几任华北日军首脑根据“治安”状况划分区域的经验，进一步明确：对治安区以清乡为主，建立各种伪组织，并材编乡，实行保甲连坐，强化日军的奴役统治；对准治安区以蚕食为主，一步步走上伪化、特务化道路，广修封锁沟墙，筑碉堡，制造无人区，防止八路军的深入活动；对未治安区则以扫荡和军事进攻为主，摧毁和破坏抗日设施，袭击抗日的军政党首脑机关。
当时，中共最高领导机关远在陕北，华北现地的工作主要由彭德怀、左权等人负责。彭德怀后来曾深有感触地对部下们说：“冈村宁次是一个比多田骏更为毒辣、更为老练的对手。他有很多本事，能实事求是，细致周密。他不出风头，不多讲话，对部下不粗暴，你从他的讲话里看不出他的动向来。他经常广泛收集我们的东西，研究我们的东西，是历来华北日军司令官中最厉害的一个。”确实，此人上任仅半年，就使八路军一时陷入被动。华北根据地缩小了，五台只剩阜平，大行只剩涉县、平顺，冀鲁豫只剩范县、观城加山东一个县，共剩6个县城。根据地人口只控制在1300万左右，为历来最低时期。对华北根据地发展的这段挫折和滑坡，彭德怀曾多次向中共中央检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所写的“自述”中，也提到了这个深刻的教训，但结果还是成为遭极左势力攻诘迫害的主要罪名之一。闲话不提。
冈村宁次称，八路军如附骨之蛆，药劲儿一过便又迅速生长，此顽症令他头疼。进入1942年，华北抗日根据地又开始恢复和发展0这一年，他麾下的华北日军总共进行了75次“扫荡”，其中以冀中平原的“五一扫荡”规模最大。
冀中是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粮仓，华北八路军主力部队和各机关、学校的给养多来源于此。这是冈村发动“五一扫荡”的主要原因。另外，他发现冀中地区的主要河流子牙河、滏阳河、滹沱河和潴龙河，每年5月至6月水量缺乏时，对交通构不成障碍，同时高杆作物的高度在5月份还不影响射击和部队通行。这次扫荡的方针是对冀中八路军主力进行突然袭击、包围作战，企图将八路军压缩到滹沱河、滏阳河与石德路所构成的三角地带，反复扫荡，消灭根据地的抗日力量，摧毁根据地设施，使之成为“治安区”。为此，冈村下令以第1军清水规矩中将指挥的第41师团为主力，独立混成第9旅团一部，第110师团白泷部队，配署第26师团的坂本支队，骑兵第13联队和独立混成第7旅团小川部队等日军，加上伪军共约10万人，在第29独立飞行队的配合下，向冀中地区发动进攻。
冈村宁次把这次大扫荡分为三个阶段。
5月1日，日军开始为期10天的第一阶段扫荡。日以第110师团、第26师团、独立混成第7、第9旅团一部及骑兵第13联队分别向潴龙河、滹沱河以北地区，石德铁路以南地区扫荡。随后，从边缘地区逐步增加据点，向冀中的深（县）、武（强）、饶（阳）、安（平）等县中心区压缩，以求聚歼冀中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由于部分八路军主力未能突破压缩包围，被迫退向根据地的中心区，陷入被动局面。
第二阶段从5月11日开始至6月初结束。冈村将其部队分为“封锁部队”与“扫荡部队”，形成所谓“铁环阵”，对冀中中心区实际分割、清剿。11日，日第110师团、独立混成第7旅团及骑兵第13联队分别合围晋（县）深（泽）、安平和深县以南地区。12日，又以奥村、池上部队向武（强）安（平）公路的东北地区合围。日军每次合围，都是在飞机配合下，采取多梯队、多层次、大纵深的部署，进行“拉网”，逐步搜索推行，企图迫使八路军主力部队难以机动和转移。冀中军区司令